一个课题,若没有新的现象、新的角度或新的证据和技术路径,就难以成为所谓的学科问题。而今只要搜索学术文献系统,就不难发现,一些课题不断重复地出现,其研究结果也大多雷同,毫无新意。毫无新意的课题论文不断地重复做,最终的结果就是没有新解,抄袭成了一些学人争取利益的手段。究其根本,学术不是目标,职称职务才是目标,为了饭碗不择手段。
为何这么多学术不端行为没有被及时发现呢?一个因素是论文只是现有评价制度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敷衍,另一个因素就是滥竽充数的利益动机,即使被举报,其单位也未必顺利并公允地作出处理。前者该纠正制度的问题,后者则是动机和利益的调查。
此外,能否建立敢作为的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制度也是关键。当下的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方式就是叫家长自个儿回去“打孩子”,但自己单位能下手处理那个盗窃作假的“孩子”吗?参与处理的领导如果自身功夫不硬或护短,在处理学术不端上自然容易大事化小、息事宁人。这样的方式符合了所有角色的利益,但是却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
学术问题不是思考就一定能解决的,如果没有实践的体会和感悟,思考就变成了臆想,如果固化了看问题的角度,思想就失去了新意和价值的发现。艺术领域的学术探讨必然或基于现象和事件的观察,或基于实践中的方法困境,或基于教学中的问题发现,但是这种过程不是一个可安排、可计划的理想学术过程。很多经验性总结和技法创新,需要长期实践的不断探索才可能有所创造,学术上的三言两语,需要半辈子的体悟。但是,这种内在的累积无法得到验证和人事表格化的评价。一个管理做法就是粗暴的数据化管理,人的内心思考和行为可以数据化吗?很多教育家和艺术家,他们的行为就是一种优劣的表征,但是人事部门却以一种逃避的方式来处理,把人的行为和心证等同于“物”的考量,那就是论文数,即使是按“物”来评价,更是简化为以物的数量和刊物档次来衡量,忘记了论文只是学术交流的方式之一。尽管政策上倡导双师型,倡导不拘一格评价人才,但这样的政策喊了十年之久,仍然没有落实到操作层面的人事制度建设上。
如果不能区分“学”“术”的不同特征,不能建立不同的评价审定模式,就只能造成学术不端的重现。思考从行政人事、学术评价、处理问责等方面建立合理的制度,才是减少学界不端乱象的关键。中国当下的学术不是“产能”过剩,而是“产量”过剩,忘记了“学术当为天下利”的初心,就沦为各种业绩表现,而无关学术本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