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课题，若没有新的现象、新的角度或新的证据和技术路径，就难以成为所谓的学科问题。而今只要搜索学术文献系统，就不难发现，一些课题不断重复地出现，其研究结果也大多雷同，毫无新意。毫无新意的课题论文不断地重复做，最终的结果就是没有新解，抄袭成了一些学人争取利益的手段。究其根本，学术不是目标，职称职务才是目标，为了饭碗不择手段。

　　为何这么多学术不端行为没有被及时发现呢？一个因素是论文只是现有评价制度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敷衍，另一个因素就是滥竽充数的利益动机，即使被举报，其单位也未必顺利并公允地作出处理。前者该纠正制度的问题，后者则是动机和利益的调查。

　　此外，能否建立敢作为的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制度也是关键。当下的学术不端行为处理方式就是叫家长自个儿回去“打孩子”，但自己单位能下手处理那个盗窃作假的“孩子”吗？参与处理的领导如果自身功夫不硬或护短，在处理学术不端上自然容易大事化小、息事宁人。这样的方式符合了所有角色的利益，但是却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

　　学术问题不是思考就一定能解决的，如果没有实践的体会和感悟，思考就变成了臆想，如果固化了看问题的角度，思想就失去了新意和价值的发现。艺术领域的学术探讨必然或基于现象和事件的观察，或基于实践中的方法困境，或基于教学中的问题发现，但是这种过程不是一个可安排、可计划的理想学术过程。很多经验性总结和技法创新，需要长期实践的不断探索才可能有所创造，学术上的三言两语，需要半辈子的体悟。但是，这种内在的累积无法得到验证和人事表格化的评价。一个管理做法就是粗暴的数据化管理，人的内心思考和行为可以数据化吗？很多教育家和艺术家，他们的行为就是一种优劣的表征，但是人事部门却以一种逃避的方式来处理，把人的行为和心证等同于“物”的考量，那就是论文数，即使是按“物”来评价，更是简化为以物的数量和刊物档次来衡量，忘记了论文只是学术交流的方式之一。尽管政策上倡导双师型，倡导不拘一格评价人才，但这样的政策喊了十年之久，仍然没有落实到操作层面的人事制度建设上。

　　如果不能区分“学”“术”的不同特征，不能建立不同的评价审定模式，就只能造成学术不端的重现。思考从行政人事、学术评价、处理问责等方面建立合理的制度，才是减少学界不端乱象的关键。中国当下的学术不是“产能”过剩，而是“产量”过剩，忘记了“学术当为天下利”的初心，就沦为各种业绩表现，而无关学术本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