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局部）

　　1979年，一批大型壁画群在新建成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亮相，其中就有我创作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在接到壁画创作任务时，我感觉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在艺术上一定要有所突破。刚刚从云南写生8个月回来，傣族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积累了大量和傣族风情相关的素材。我想，过去在公共建筑上根本不可能出现人体，如果允许通过表现泼水节傣族少女沐浴的场景，反映这个民族特有的风貌，那将是一个进步。所以我大胆创作了这幅壁画。而这幅壁画也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肯定，成为见证改革开放的艺术经典。

　　3年后，我前往美国讲学。在那里，我见到了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德·库宁，他是当时公认的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师。我把在昆明最近画的一批人物白描、以毛笔线条直接勾勒写生的作品拿给他看。他有些吃惊，兴奋之余，说：我现在想画画了！我便在旁边观看。他不仅当场作画一幅，还在自己的一支毛笔上签名并赠予我留念。应该是中国画白描这种语言方式的魅力感染了他吧！艺术家之间平等相待的沟通变得那么容易。这让我更坚定了自己的艺术理念，即建立文化自信，走中国道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艺术界关于绘画、雕塑已经“死亡”的论调越来越尖锐，国内美术界也有一些应声虫。但艺术情感的表达，是人类的本能，再过100年，西方还有没有绘画？我相信肯定还会有。盲目崇洋，绝对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像中国这样有悠久历史、丰厚文化遗存的大国，更应该有自己的文化尊严和文化自信。

　　在民族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方面，我要感谢恩师董希文先生对我的启蒙。上个世纪，西方艺术思潮逐渐影响中国，国内各地纷纷设立高等美术学院。那时候，我们对学院教育不熟悉，对于本土文化价值也没有充分认识，所以参照国外高等美术教育构建了一套教学体系。包括后来沿用多年的绘画方法、画素描用的石膏像等教具，都源自对国外美术学院教育的借鉴。当年，董希文主持中央美术学院第三油画工作室，我作为学生之一，当时便曾产生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所用艺术教材大都来自国外？为什么学素描的学生只能画希腊、罗马雕像？那是代表着西方文明成果的美的造型。难道中国就没有可用作教材的雕像吗？……这些疑问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董希文的艺术理念深深影响着我。他的作品不仅中国意味很强，更特别重视对民族文化的研究、保护和传承。如在《开国大典》中，他没有使用西方油画语言描绘这一重大历史场景，而是以民族的艺术语言，画出人的本色，使观者感觉画中人物如在面前，特别亲切。他作为常书鸿的学生，曾在敦煌研究石窟艺术，也曾带领我们去敦煌、麦积山临摹壁画，使我们的创作浸润着传统文化。这些都影响了我此后的艺术生涯和文化认知。

　　今天，改革开放的进程，让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也在不断求索中找到了当年问题的答案——一个国家的艺术教育，必须扎根于本土的文化、历史、艺术积淀，才能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中国应该走自己的艺术教育之路，建构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艺术教学。因为，中国的审美与西方的审美不同，如果不从民族文化特色的角度来考虑艺术教育，不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将来我们的艺术如何能独立于世界艺林？！如何能传承并发展伟大的中国文化，使之根深叶茂、古老而又新进？！

　　1996年回国后，我一直在中央美术学院教书，并开始致力于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高等美术教学探索。首先，我想应该让留存世间的青铜器、陶器、石雕、壁画、中国书画等中国古代艺术经典，在课堂上绽放光芒。随着科学考古的不断进步，近些年中国发掘的历史文化遗产越来越多。以青铜器为例，它作为礼器，不仅是具象的物，更是一种精神的表达，是一种观念性的艺术。这种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的礼乐文明器物，西方是没有的。另外，中国大量的石雕遗存也传承了文化血脉。西方雕像常以解剖学为基础，注重细节的精准性而在艺术的概括性方面有所欠缺。而中国古代石雕在造型语言上舍去了很多不重要的细节，以概括性的线条传递出简约之美，可以说在艺术凝练度上更高一筹。所以，探索本民族文化特色高等美术教育的第一步，是想办法复制中国各大博物馆收藏的古代青铜器、雕刻以及中国书画经典，将其作为教材，以取代美院课堂上的西方石膏像，让学生在课堂写生中便能真切感受到东方造型之美、传统精神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