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物见人见精神

　　勾勒中华文明的特质

　　“十大考古新发现”年度评选的同时，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正在举行“帝国重现：古罗马与汉代中国文明”的国际研讨会，许多考古学家不得不两头跑。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刘瑞一边在这里汇报自己的秦汉栎阳城考古发现，一边要去那边进行“汉代都城”的讲演。

　　刘瑞是“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常客，去年汇报的“西安汉唐昆明池水系”虽然落选，但对从汉武帝延续到唐代继续使用的昆明池的考古工作令大家印象深刻。他们从2012年秋忙至2016年夏，在1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共用探铲打下649227个探孔，探孔总长达1033640米左右，差不多相当于从西安北站一直钻探到北京永定门，最终勘探确定了昆明池的池岸线所在，确定了早晚期昆明池的面积、昆明池之水源。而今年上榜的秦汉栎阳城上承雍城、下启咸阳城，历史地位极其重要。通过5年的考古工作，确定了秦都栎阳和商鞅变法的所在地，清晰揭露出迄今为止最早的包括浴室、壁炉、灶等在内的秦汉宫殿生活区的基本情况，“汉承秦制当始于栎阳，我们找到了影响中国2000多年的古代政治文明、建筑文明的源点。”

　　评委认为，丰厚的文献功底为考古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思路和较为准确的路径，这也体现了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鲜明特征。今年宋元明清共有8个项目进入终评会，浙江兰若寺南宋墓园、崇礼金代太子城城址、江苏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等虽然没有进入“十大”名单，但都在文献与考古之间搭建起合理的桥梁，显示出历史时期考古内涵的丰富性。

　　细心的人可能会注意到，大众十分关注的“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在最终公布时改名为“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这体现了热闹背后的学术严谨性，与370年前大西王张献忠的折戟沉沙相关联的并不仅仅是传说中的坠入江中的金银财宝，大量的文物更是明代中晚期社会生活、政治、军事甚至影响世界的“白银之路”的最直接反映。

　　内行看门道。比如洛阳东汉帝陵的考古调查工作，做了16年，它和一年半年挖一个大墓不可相提并论。和之前入选“十大”的陕西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相比，东汉时期的陵寝制度一直语焉不详，是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2003年，“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正式启动，对邙山范围内各个时代的墓葬以调查、勘探为主，发掘为辅的方式，在GIS平台上进行登记。为了廓清与东汉帝陵北陵区相对的南陵区，伊河以南到万安山北麓的区域也被纳入到田野工作系统中，十几年的勘探和发掘才取得了有关东汉帝陵的突破性成果。

　　评选代表一种引领。山东章丘焦家遗址发现了目前海岱地区年代最早的城址，夯土墙、壕沟、大量房址、一批高等级墓葬和祭祀遗迹对探讨中国东部地区的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等重大学术问题具有不可想象的意义。这个遗址距离著名的城子崖遗址不足5公里，那是龙山文化最早被发现和命名的地方，是考古人烂熟于心的经典文化，王芬所带领的山东大学考古团队通过两年多的精细工作，赋予了这一文化新的内容，为黄河下游距今5500—4500年的社会发展提供了新资料，为龙山时代的诸城林立找到了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