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喝彩的孤独前行

　　回首这10多年的历程，李儒学感到太多艰辛和无奈。

　　“妻子女儿不同意，主要是考虑我的身体条件不许可，其次，经济状况也不好，这我都能理解”，最让他难以释怀的是，采访调查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嘲讽、非议和不配合。

　　李儒学清楚记得，10年前第一次回到故乡跟亲人、乡亲说起自己的想法，大家无一例外给他泼冷水。有人嘲笑他闲着没事干，有人说他不知天高地厚，“想做专业人士都做不到的事情”。

　　对于大家的反应，李儒学始料未及。乡亲们对社火戏老艺人相继离世、社火戏传承日渐式微的无视让他既痛心又遗憾，同时也加剧了他的紧迫感。他暗自告诫自己，无论怎样艰难，也要为社火戏做点儿什么。

　　他一头扎入固原山沟，独自面对乡亲们不解和质疑带来的巨大压力。当地社火戏多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几乎找不到一点点文字记录。他的采访对象多数是年事已高的老艺人，由于记忆模糊，口误甚至整段遗忘等情况在所难免。为了完善一句说词，他往往要采访多名老艺人并进行反复考证。那段时间，只要有人向他提供可以采访的老艺人住址信息，他一定会前往。步行十几里山路前往，结果却一无所获、空手而返的情况时有发生。

　　与不停在乡野间奔波辛苦相比，个别采访对象的不配合令他更难受。李儒学坦言，有的老艺人并不能理解自己著书立说初衷，甚至认为他借机出名敛财。尽管他费尽口舌解释，动员传承人配合记录说词，但有人还是会以家族内部传承不能外传为由拒绝他。

　　望着厚厚一大摞手稿，李儒学又为出版所需费用犯了愁。几年前出版《六盘山下荀子沟》时，他已跟亲戚朋友借了好几万块钱。要想将体量更大的《六盘山下社火戏》出版，需要更大一笔支出。他咬牙拿出仅剩的积蓄，再次跟亲朋好友张了口，并请人帮忙贷了8万元，才将这部60万字《六盘山下社火戏》付梓。

　　期待各方合力拯救

　　两部书20余万元出版费用，加上无数次往返于银川固原间的差旅及住宿等，这笔开支对退休在家的李儒学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即便如此，他不曾后悔。他制订了还款计划，将自己生活降低到最低水平。他常安慰自己，总得有人去做这件事儿吧，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优秀的文化遗产一个接一个消失吧？

　　《六盘山下社火戏》印了3000套。今年春节前，固原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等单位联合为他举办了出版发行仪式，向社会推荐。李儒学给采访过的社火戏传承人每人送了一套，剩余2000多套存放在银川一社区老年食堂的空置库房。李儒学盘算着今后每年正月十五等几个耍社火的重要节日，去固原各县集市摆摊售书，一方面希望能收回些出书成本，减轻由此带来的生活压力；另一方面期望更多人了解社火戏，期待社火戏能重回舞台。

　　“现在各个村庄乡村大舞台演出活动很多，但基本都是秦腔的天下”，李儒学说。只有隆德县温堡乡红崖村、贺套村等很少几个村庄还能演出一些社火戏，但不论演出质量，还是戏目种类都无法与他记忆中的社火相提并论。他现在经常会陷入莫名的恐慌：这几个地方的社火戏还能坚持几年？

　　社火戏的没落让他痛心，也让他对自己能较完整记录社火戏感到欣慰：既有说词，又记录了曲谱，如果哪天有人想起社火戏，依照这本书也能排演个八九不离十。

　　振兴社火戏靠一个人的力量难以实现。李儒学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文化部门能担起这个重任，先行在社火戏还有存留的村子里实施振兴计划，帮助社火戏团解决各种困难，组织演员排练，鼓励吸引年轻人加入，并进行专业培训，逐步让社火戏重新成为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李儒学说，尽管为此付出太多，但留住了社火文化的根，“这也就值了”。

　　（本文图片由李儒学家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