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方珂罗版作品《飞天》

　　一封“请战信”

　　26岁北京姑娘结缘敦煌

　　与敦煌结缘，源自1983年《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新闻报道。当时日本画家平山郁夫访问中国，参观敦煌莫高窟后，提出想以日本的技术帮助复制敦煌壁画。“我们也是做文物复制工作的，他们能做，我们也能做。”看到这则消息，26岁的李东方执笔给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写了一封信。

　　半年后，李东方收到了来自敦煌的信：“我支持你们，来吧！”收到信，李东方找到了单位领导，领导安排李东方和她的师傅奔赴千里之外的敦煌。“过了兰州，基本上就看不到人家了，火车外都是荒芜的戈壁，到敦煌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四周黑暗得像个大锅盖笼罩着茫茫戈壁。”

　　1984年，经敦煌研究院专家讨论，同意让李东方以莫高窟112窟的反弹琵琶作为试制。李东方回忆说，在洞窟的两个多月里，她每天不断地拍摄、比对、涂色标、修版。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很难：从北京这个大都市到敦煌戈壁滩，晚上到处黑漆漆的令人害怕；吃不惯面食，研究院照顾她“给小丫头做点儿米饭”，却因为海拔高总是夹生；洗澡更成了奢侈，两个月没痛快洗一次澡；流鼻血是常事，老抱着水瓶喝水也不管用。

　　两个月后李东方带着做好的版回到北京，将壁画还原到纸张上，然后再拿到敦煌对照原作反复修改，前后8个多月才完成第一张珂罗版壁画临制作品。专家们拿到临制的壁画，放到洞窟中的原位置上，竟然和原壁画融为一体了，专家们都跳跃起来：“逼真，传神！”

　　李东方复制的反弹琵琶由国家文物局呈送到中央文物扩大会议上，中央责成国家文物局在敦煌研究院建立珂罗版工作室，开启了珂罗版工艺间接保护敦煌莫高窟壁画的历史。

　　辞职离京

　　扎根敦煌复制壁画

　　去过敦煌，亲眼看到过那些日渐剥落的壁画，李东方非常心疼，可那时候工作调动非常困难，李东方竟做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决定：辞去工作，到敦煌去！“当时就想干些自己想干的事情，没考虑那么多。”

　　来到敦煌，当时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给她出了一道考题，如果“答案”满意就可以获得莫高窟所有洞窟的“通行证”。那时段文杰正在临摹敦煌220窟的《维摩诘大士》壁画，怎样留住壁画上岁月留下的斑驳感，是他一直没有解决的难题。出乎意料的是，短短一个多月李东方就拿着一幅色彩丰厚、几可乱真的维摩诘图展示在他面前。

　　拿到了通行证，李东方一头扎进了敦煌壁画的复制工作中。

　　珂罗版复制文物需要制版照相机，莫高窟的地面都是文物，过重的相机会对地砖造成伤害。李东方就自己琢磨改造相机，她找木工做了框架，前后装上玻璃，中间装上镜头，这个“工具”陪她走过了漫长的时光。为了接近原作的颜色和材质，李东方需要分析画家作画时的步骤，细致到每一个线条，颜色的顺序，然后通过照相获得与原稿等大的底片，每一张底片是一种颜色，在印版时要将每张底片的颜色层层叠落，丝丝相扣，最终达到原作效果。

　　在敦煌莫高窟的生活是艰苦而单调的，从她住的地方到莫高窟需要走大概半个小时，每天出发的时候她就用一条毛巾浸湿了水顶在脑袋上，等走到莫高窟，毛巾都干透了。坚守在戈壁滩，饮食营养无法保障，再加上高负荷的工作，甚至曾让她出现短暂失明的症状，看对面的人只能看到影子。

　　除了生活上的艰苦，还有经济上的捉襟见肘。李东方前后投在复制敦煌壁画上的资金共67万元，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樊锦詩知道此事后深受感动，拨款10万元奖励资助她，她又将这笔钱投入到壁画复制中。

　　美人菩萨、伎乐飞天、反弹琵琶，还有耗时近3年复制的180×170厘米的千手千眼观音……20多年间，李东方对敦煌莫高窟的9个特别精选的洞窟及壁画局部进行了精心复制，复制的敦煌壁画作为文物资料被有关部门永久留存，给后人研究敦煌壁画留下了详实的图像资料，也让这些稀世国宝从墙壁上“移动”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