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时分，脚踩藏蓝色运动鞋，头戴米白色遮阳帽的李云鹤，步履蹒跚地穿梭在敦煌莫高窟“姊妹窟”榆林窟里。连上十几级台阶，沿着一条遍地砂石和尘土的“羊肠小道”上坡，弯腰穿过一个“石拱门”，李云鹤掏出钥匙打开锁，推开门的刹那，一股寒意迎面袭来。

　　尽管八月敦煌的室外温依然炎热，但洞窟内的温度很低，即使夏天，李云鹤也要穿着厚实的夹克。步入窟内，李云鹤穿过甬道，径直爬上了一个为方便修复壁画而搭建的临时木梯。木梯共七阶，每踩一步都会发出“咯吱”的响声，木梯上的窟顶和侧壁壁画正等着他来“抢救”。

　　跟往常一样，李云鹤戴上老花镜，打开照明灯，从工具箱中拿出工具，坐在木板凳上开始工作。先除尘，再用装着蒸馏水的“修复注射器”将壁画起甲的地方浸湿。“往出挤水时，力量不易过大，否则水会下渗，对壁画形成‘二次伤害’”。工作状态的李云鹤神情专注，眼睛丝毫不敢离开壁画。

　　李云鹤小心翼翼地将细细的针头送入开裂仅几毫米的壁画缝隙，每个裂口，他要重复注射三次，这样才能让墙皮变“软”，便于轻压回原型。窟内很安静，能听到从注射器里出来的风吹在壁画上的“嗖嗖”声。李云鹤有条不紊地灌胶、滚压、回贴，起甲的壁画在他手下“恢复如初”。

　　“干这份工作要耐心，要‘慢工出细活’。”望着壁画上的残留的修复渗痕，李云鹤叹息道：“年轻学生修复时有些急躁、粗心”。视壁画保护如生命的李云鹤还记得在1992年，当时年近六旬的他为保护一小块壁画，从几米高的梯子上重重摔下，倒地的那一刻发现一小帧壁画毫发无损，“文物比我的生命更重要啊”。

　　李云鹤60多年对文物保护的坚守，只因与莫高窟的一次“邂逅”。他说，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和同学从老家山东潍坊出发去“支援新疆建设”途中，在敦煌停留去看望莫高窟工作的舅舅时，被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后为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挽留，并交予一份“以前国内无人干过”的工作。

　　从为莫高窟除尘开始，李云鹤与文物“结缘”。锻炼了三个月后，吃苦能干、胆大心细的李云鹤被常书鸿叫到办公室，并交给他一把钥匙，开启了为文物“疗伤”的工作。

　　1962年初，李云鹤踏进莫高窟161窟，推门进去的瞬间，“病害”缠身的壁画像雪片一样“哗啦啦”地往下脱落，“扎得人心里疼！”李云鹤回忆道，看到这番景象，以及东倒西歪的塑像，他希望自己能将文物保护修复好。

　　“医生有听诊器，我给壁画‘治病’总得有个工具吧？什么都没有”。当时国内文物修复人才亟缺，且处于“从河坝抽取饮用水”“进城得坐马车”的艰苦条件下，李云鹤只能摸索自制修复工具。从绘画毛笔到医用注射器，再到尾部绑了气球的特殊滴胶器，从未接触过这一行的李云鹤，开始“挖空心思”研究修复方法。

　　1963年夏天，正在161窟修复壁画的李云鹤亲眼看到130窟的北壁塌了约两平方米的壁画。顾不上为开凿于盛唐时期，有极高价值的文物悲痛，李云鹤在仔细思考研究过后，和工人师傅在20多米高的壁面上，手拎铁锤和钢钎打埋铆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