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城市发展的研究肯定需要实地考察，上世纪60年代是怎么操作呢？

　　阮：本科三年级，董老师就开始接受任务编写《中国城市发展史》，我就跟他做这个事情。从1961年开始连着5年，每年暑假都去各个城市做调查，当时中国科学研究院有一个长城沿线的考察，我们就跟着他们走，没有车子呀，就骑个小毛驴，推个独轮车，从兰州、张掖、武威、酒泉一直考察到大同。那时候就看了一些东西，觉得中国真是了不起，地大物博、物产丰富。老百姓那时候也知道不动老祖宗的东西。

　　回来上海后还有一个积累，当时的上海基督教会图书馆里收藏了非常完整的中国县志，传教士整理的，在那里头中国所有的城市没有找不到的县志。老师说，这么好的条件还不干？！那时候没有照相机、复印机，就靠手抄啊，一天能看五本县志，找到有用的赶快抄下来，这都是很重要的积累。

　　最伤心的就是“古建”变“马路”

　　记：“刀下救平遥”“以死保周庄”，这些故事背后其实是保护古建很心酸的一面。

　　阮：最心痛的肯定是古城被拆，往往是我们在前面走，人家在后面拆，所以都是“抢救式”保护。平遥是1980年，那时候山西的介休、忻县都全被毁了，平遥也在拆，古城被拉了几百米的口子，里头有180多幢明清建筑啊！我当时找政府部门，没人理我，我就找到山西省建委主任，我说我去给你们这城墙申报国宝单位，我就在古城里找啊，找到那个镇国寺，它梁上有一行字，是唐代的一个年号，我拿着这个照片就上北京，到处找人，后来是当时文化部文物处处长罗哲文，他们查资料，确定这是国宝文物，说手上只有8万块钱，我说，“你一定要全部给我！”带着这8万元回到平遥，1980年啊，把平遥人吓坏了，“哪儿来那么多钱！”有了这些保护经费，他们才答应不拆了，我就说我派人来帮你们修城墙，我就找了两个研究生去平遥盯着，城墙修好了再回来。

　　记：也有那种没保住的？

　　阮：有啊，因为那个时候人们意识不到古城保护好了也可以振兴经济。上世纪80年代的江南都在搞农村工业化浪潮，拆桥毁房、填河建厂……有的就没保住。

　　比如昆明，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它有三条重要的历史街区，我都去看过的。结果一条一条都拆掉成大马路了。金马坊碧鸡坊是很厉害的天文景观啊，在春分和秋分这一天，太阳打下来的影子和月亮打下来的影子会成为一条线，这两个牌坊是明代宣德年间建成的，下面很大的明代石碑，但现在给拓宽成马路了，牌坊造两个钢筋混凝土的，我去了就骂人了。历史文化名城都这么干，有时候当然会伤心。

　　记：保护古建的过程中好像你自己垫钱的事例也不少，这两年还会有自掏腰包的情况吗？

　　阮：有谁给我钱？没谁给我钱。有时候我们申请计划，他认为你不是他的计划内，就得我自掏腰包拿钱出来了，但现在还好，可以申请科研经费，我手头也有事业在做，可以补贴。但总体上还是开心啊，最近我在做一个调查，在苏州、扬州，老城区里出现了很多古典私家小园林，像扬州就有300个，都是居民自己出钱自己做，不是民宿，是自己住，而且马上就出现了古园林运作公司，修缮公司。我觉得太好了，拆掉新房建“老房”，说明大家认识到，中国的传统建筑有传统的美。这种认识也在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