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岁月

　　1937年，抗战爆发后，傅抱石应郭沫若之邀，于1938年进入国民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后随三厅撤至重庆。在重庆，傅抱石迎来了他艺术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

　　1939年4月，傅抱石携全家来到重庆，住在沙坪坝金刚坡，此后他常在画上题署“金刚坡下山斋”。在初到重庆的一年里，因为政治部的工作没有展开，傅抱石有了一个全力画画的机会，并利用这一时机，创立了自己的画风。同时，他又开始了美术史论的研究，以期通过学术研究来论证“中国美术的精神，日本是不足为敌的”，从一个侧面鼓舞了抗战时期国人的信心。这一年，傅抱石看到日本的《改造》杂志上发表了横山大观的一篇题为《日本美术的精神》的文章，对其中有“圣战”的言论十分不满，撰写了《从中国美术的精神上来看抗战的必胜》，鲜明地提出“中国美术是‘日本美术的母亲’”，并指出中国美术有三种伟大的精神：“第一，中国美术最重作者人格的修养；第二，中国美术在与外族、外国的交接上，最能吸收、同时又最能抵抗；第三，中国美术的表现，是‘雄浑’‘朴茂’，如天马行空，夭娇不群，含有沉着的、潜行的积极性。这三种特性，扩展到全民的民族抗战上，便是胜利的因素。”这一时期，傅抱石还编著了《明末民族艺人传》，同样表达了傅抱石胸中的民族气节。傅抱石在重庆时期的作品，分为人物画和山水画两部分。人物画主要表现历史上的影响的人物和人物故事，如屈原、苏武、石涛，同时也以古代优秀诗篇为创作的题材，如《琵琶行》、《长干行》、《唐人诗意》、山水画以《夏山图》为代表。

　　1942年6月，傅抱石创作了《屈子行吟图》。画面上，面容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行走于浩淼的烟波上，似乎可以听到屈夫子惊天地、泣鬼神的吟咏，表达了“百代悲此人，所悲亦自己。中国决不亡，屈子芳无比”的主题。郭沫若称这幅画和历史剧《屈原》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为此画赋诗，成为一时的美谈。

　　1944年9月，傅抱石创作出代表作《夏山图》，这件作品是难得一见的落拓大幅，狭长高旷，说是表现唐人诗意，更多的还是蜀中山水秀美的景致，用笔潇洒，用墨酣畅，并将水、墨、色融合一体，尤其是作品中的墨色表现，浓墨处浓黑透亮，淡墨处秀逸而朦胧，蓊郁淋漓，气势磅礴，此外，作品中傅抱石用笔也变化多姿，在墨色将干未干时，以散锋乱笔尽情挥写，体现了傅抱石用笔经典特征，也组成了作品画面的有机节奏，正如画家张安治所评论的：“一大片大片的水墨，简直是西洋印象派以后的作风，画山石的皴法亦前无古人，随意纵横，信笔点染，却已做到物我忘我，离形去智的超然境地。是“前无古人的奇特之作，画风雄肆奔放，笔飞墨舞，皴法则师心独创，于古人几无迹可求”。此幅《夏山图》作者自识“甲申九月新喻傅抱石写唐人诗意于重庆西郊金刚破下山斋”。为傅氏“金刚坡”时期的山水画创作之代表。“金刚坡”时期傅抱石也迎来了其艺术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抗战爆发之后，傅抱石应郭沫若之邀1939年傅氏携全家迁往重庆，寓居沙坪坝金刚坡下，直至抗战结束，这一时期的傅抱石，全力以赴投入艺术创作和艺术教学。这一时期的作品，皆会题署“重庆西郊金刚坡下写”的字样。《夏山图》亦如是。在“金刚坡”时期的作品中，堪称大尺幅，而其题签也为傅抱石亲自书写，可见对其重视程度。更为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97年，这件作品就曾由上海某知名拍卖公司拍卖，并以图录封面的形式重点推荐。当时，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还未对近现代书画做出限制出境的具体规定，但在那次拍卖时这件作品却被打上了星号，寓意其极为重要，要留在国内。据了解，傅抱石《夏山图》在十几年后重返拍场，估价超过10万元。

　　同年9月，傅抱石又以诗圣杜甫的代表作乐府诗《丽人行》为题，创作了世纪名作《丽人行》。徐悲鸿赞此“乃声色灵肉之大交响”，一语点出此画真谛。后，张大千题此画：“开千年来未有奇，真圣手也。色勒衣带如唐代线刻，令老迟（陈老莲）所作亦当检衽。”作品表现了杨贵妃家族三月三外出郊游时的盛况，“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真远淑且真”，反映了君王的昏庸和时政腐败。无疑，傅抱石此时此地的表现，所指是显而易见的。

　　傅抱石重庆时期的人物画以形求神，刻意表现人物的内在气质，虽乱头粗服，而矜持恬静。表现金刚坡下、成渝道上的秀美景色，反映巴山夜雨的情景意趣，成了傅抱石这一时期的山水画创作的主题。他继承宋画的宏伟章法，取法元人的水墨逸趣，畅写册水之神情。而他的画法也一变传统的各种皴法，用散锋乱笔表现山石的结构，形成了独特的“抱石皴”。这种皴法以气取势，磅礴多姿，自然天成，也了傅抱石“打破笔墨约束的第一法门”。

　　1945年8月15日，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曾经蹂躏了中国人民八年的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傅抱石举起酒杯，用他特有的方式庆祝民族的解放。当年10月，他和全家离开了居住了近七年的重庆“金刚坡下山斋”，随中央大学迁回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