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寄语北京城的人文情怀，成为人文思想的记忆宝藏

　　在古代中国，士大夫群体包括那些入仕成为官僚的文人，他们在文化活动中历来都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包括政治使命。而在文化的传承中，他们尤其起到了核心的作用，甚至构成了文化的主体。

　　对于士大夫而言，考论经史、吟诗作赋，是其文化活动的基本形式。而当这些基本的文化活动以北京城市风貌为对象时，北京的历史文化便开始被阐发、被建构、被积淀了。因此，士大夫不仅是人文文化的主体，也是人文精神的阐发者。而“阐发”在历史记忆的过程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令处于散落状态的、片面的、仅作为普通生活经验而存在的知识升华到文化的层面上，而利用这些零散的意识滋养共同记忆，是一个地域群体的人文文化形成的重要途径。

　　也就是说，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从来不曾自己言说，它们的故事有赖于历史上的人来为其表达，从而使城市的物质进入到文化意识的范畴。而讲述人的特质，则对历史遗迹的文化意义有着重要的影响。明清时期的北京士大夫正是利用了他们自身的文化意识，赋予了北京这座城市人文情怀的想象。在他们的笔下，北京拥有了皇室的典雅，有了儒者的礼敬，有了智识的传承，有了盎然的古意，也有了生态的和谐。这些人文情怀，最终进入了北京文化，成为这座城市人文思想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墙、四合院、庭院等体现了北京城市构屋与安居中的人本观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住宅的选址及营建被赋予了厚重的人文内涵。其中，与传统文化有着直接关系的“堪舆”与择居的个性化乃至安全诉求联系到了一起。而剔除风水中的神秘性，我们仍可看到人们在造屋与择居上表现出的人文情怀。这就是，人居空间讲究亲近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在选址方面注重周边的人文与自然环境，在布局方面善于因势借景、崇尚天然，从而不仅趋吉避凶，而且将住所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这具体可表现在高高的院墙、宽敞的庭院与错落的平房之间的搭配，由此打造出一个注重隐私与安全的独立空间，一种祥和安宁的氛围，让居住者感到放松、自如和舒适。

　　院墙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一大特色，有道是“墙乃居室之表，有内外之分、亲疏之别，为宅之最重者，可以御奸，可以壮观”。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居所大都保持了这种风格。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来华的英国使团成员斯当东即观察到院墙在住宅中普遍存在。他们在进入北京城后，看见皇城以东“不显眼的普通人家的住宅，每一所房屋前面都有一面墙或一幅门帘，为的是不使街上来往行人看到房子里院”。

　　此外，在高墙以内，便是由院与房组合的庭院式住宅，而这种住宅的典型莫过于遍布北京城的四合院。数百年来，四合院成为北京城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空间。在四合院自成体系的民居建筑中，处处都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方方正正的井字格局，隐含着居中与四面的方位意识。方正、对称，又是儒家平和、中正的中庸思想的具体体现，而中轴、轴线的对称和排列的有序性，则是封建伦理纲常长幼有序、上下尊卑的社会关系与家庭关系的完美体现。

　　同时，四合院又可呈现出一幅四季咸宜的家居画卷和生活的场景。四合院的庭院即是一家一户的私人小花园。在这片私有的“领地”上，既有观赏性的各种鲜花和常青树，也有梨树、枣树、山楂、海棠等可供品尝的果树，甚至还有应季的蔬菜，所以老舍先生形容北京是“花多菜多果子多”。这些花草树木增添了家庭生活的情趣，是人居个性化及其满足“自我”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