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庸还写道：16世纪以后，欧洲开始大量从中国进口各类商品，其中的瓷器更是重中之重，欧洲人花了一个半世纪模仿中国陶瓷的烧造技术，通过陶瓷这个媒介，中国的大量文化传入欧洲。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很多文化也传入中国，特别是美术方面，给中国近代美术带来变革。

　　有证据表明，中国宫廷艺术家的确是受了文艺复兴时期使用等距视角和明暗配合的方式营造三维感技巧的影响，并传给了景德镇的画工，进而给中国美术带来变革的因素。朱塞佩·伽斯蒂里奥尼神父，即郎世宁（1688—1768年），是这杰出的代表，清初三朝皇帝皆器重他。同时，他也是雍正时期景德镇官窑督陶官年希尧的朋友和绘画老师。在郎世宁的帮助下，年希尧将安德烈亚·波佐的《图画和建筑中的透视法》翻成中文，年希尧在前言中写道，“感谢郎世宁的帮助，我现在能够用西方风格描绘中国物体了。”

　　掩卷我思，除了瓷器，在中国古代艺术品中还有很多有着对异域艺术和技术的兼容并蓄。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原青铜器，据学术界观点，其铸造技术很大可能来源于更早具备青铜技术的西方。著名的战国琉璃珠“蜻蜓眼”，来源于西亚。再如国际拍卖会上的宠物明代黄花梨交椅，交椅古称“胡床”，从这个“胡”字即领略到异域风情了……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我们认为非常纯正传统的古代艺术领域，潜藏着中华民族善于学习的能力和兼容并蓄的胸怀。

　　很有意思的是，古代艺术家、手艺人有一种本事把外来技术、材料、艺术形式等学过来之后，化为自己的东西，形成自己的形式，创造出更胜一筹的精彩。譬如青铜文化，安纳托利亚半岛、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古埃及乃至欧洲都比我国中原地区早，但是中国商周青铜器所达到的艺术和技术的高度，却是空前绝后的。雍正、乾隆御制珐琅彩瓷、洋彩瓷，虽然采用了外来的彩釉料，但最后做出的作品却完完全全是中国风，而且是风靡世界的中国风。

　　这就是中国艺术的传统。

　　海纳百川，不仅仅只是体现在海派文化中，而可以说是体现在整部中国古代艺术史中。（林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