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第二种可能性，王绵厚提出，如果是燕王赏赐给某一部族或方国的青铜器，那么其年代就很难确定，因为在同一窖藏坑中，既有商代也有西周甚至战国时期的器物。如果说都是战国时期燕王一次性赏赐某一部族、方国的，那明确地刻有“��侯作饙盂”的燕侯自用器，怎么会赏赐给其他方国？另外还有一件燕王亲自赏赐给大臣“伯矩”的青铜器，既然已经赏赐给了伯矩，是不可能成为转赐给北方另外的某部族、方国的赏赐品的。

　　至于“箕子东迁”的说法，更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因为商末“箕子东迁”时历史上还没有出现“燕侯”。箕子总不能带后世燕侯的青铜器东迁。

　　王绵厚认为，这些青铜器时间跨度长，器型数量多，样式齐全，品级崇高，说明窖藏青铜器的所有者和埋藏者，必具有长期保存和收藏这批青铜器的身份和条件。所以推断这批青铜器的真正所有者，应为历代燕侯和燕王，这批青铜器是燕国“库府”所藏的传国重器，可能是从第一代燕侯受周武王封赏，周武王将部分商代青铜器赏赐给燕侯开始，历代燕侯或燕王均不断地将青铜器藏于国家府库之中代代相传。

　　综上所述，王绵厚认为，将青铜器埋藏在大凌河古道的燕王应是末代燕王喜。依据就是多种史籍中记载的战国末期燕王喜大败逃往辽东一事，喀左大凌河古道恰是当时由中原去往辽东的必经之路。

　　对此《战国策·燕策三》记载：“于是，秦大怒燕，益发兵诣赵，诏王翦以伐燕。十月而拔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

　　《史记·刺客列传》也记载：“(秦)诏王翦军以伐燕，十月而拔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

　　王绵厚介绍，以上两条记载的是同一历史事件。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王失败后，秦始皇加快了攻打燕国的步伐。公元前226年十月，秦攻下燕国的都城蓟城。燕王喜和太子丹慌忙逃往燕国最后的地盘辽东郡（今辽阳）。

　　从当时的交通地理看，燕王喜当年逃往辽东必须经由辽西大凌河古道。所以这批青铜器应是燕王喜和太子丹在匆忙败逃中，不堪辎重和重器的重负，仓促间临时埋藏于大凌河古道沿线。而在埋藏时，燕王喜和太子丹还抱有击败秦军，重返旧地取出青铜器的希望，所以并未将这些青铜器埋藏在过于隐秘的地点。但这一切都随着后来太子丹被杀和燕王喜被俘虏，最终燕国灭亡而永远成为“历史的谜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