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印是“作者与藏家的信据”

　　古往今来，凡收藏鉴赏家，大都喜欢在他们收藏或鉴赏的书画作品上钤几方古雅精致的收藏印，红泥留影，朱墨灿然，“作者与藏家殆亦皆以是为信据。故物之真赝，时之先后，胥可凭以判断焉（叶恭绰《明清画家印鉴序》）”。收藏印的重要可见一斑。

　　一般认为，由实用印章到篆刻艺术的转变，最初是由印章参与书画鉴赏开始的。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最晚自唐代起，印章已常用于书画收藏鉴赏。如唐太宗的“贞观”连珠印、“翰林之印”等。除这类官印外，还有许多私家收藏印记，如徐浩用“会稽”印等，皆为“识鉴宝玩之家印记”。

　　五代、两宋以来，收藏、鉴赏书画远较前代活跃，士大夫阶层对书画艺术的追求已成为普遍风气。所谓“上有所好，则下必有甚焉”，凡书画、古籍、碑帖、善本多见藏家印记，无论公家还是私家，均有专门的鉴赏、收藏印章。如宋徽宗赵佶有“政和”“宣和”年号连珠印，蔡京有“蔡京珍玩”印等。

　　进入元、明以后，文人对印章的兴趣表现得更为浓厚，他们将印章用于书画鉴赏，并将印章创作推向一种精巧、细致的模式。

　　书画创作向来为风雅之事。所以，凡署款钤印中出现姓氏，一般也用古雅的别名。如赵姓的郡望为天水，故赵孟頫有“天水郡图书印”，赵叔孺有“天水郡印”；陈姓的郡望为颍川，故陈佩秋有“颍川”引首章；徐姓的郡望为东海，故徐悲鸿也有“东海王孙”印。

　　用印是一门“庸手无法措手其间”的学问

　　收藏鉴赏印在使用时，应从各方面加以注意，如形制、内容、位置、印泥、手法等均须用心揣摩，殚尽心力，务求精到。

　　一般来说，收藏家们大多眼力较高，对用印较为讲究，盖印的位置也较为妥当，所以，作品经他们之手加印后，一般都能锦上添花，亦可以作为鉴定的凭证。

　　比如北宋大书法家米芾的书画鉴赏能力尤为精湛，为当时同辈中的翘楚，他在《书史》中记录了许多鉴藏印。此外，他还论及治印与用印的问题，如“印文须细，圈须与文等”。凡是经过米芾收藏过的书法名画，上面都有他的印记。故宫所藏褚摹《兰亭》上，他一连钤了七个印。

　　但是也有珍贵的字画，被一些自命风雅、好古而不识古者胡乱题跋用印、贻笑大方，甚至使原作不堪入目。乾隆皇帝便属于这群人，他占有欲望特别强，在他统治的六十年里，全国传世的名迹基本上都进入内库，并进行鉴别整理。乾隆的收藏印也非常多，达几十方，常用的有三玺、五玺、七玺，并且由于考据轻率，鉴别未精，往往真伪颠倒而贻笑大方。

　　据传，乾隆得了一卷仿得很不像样的黄子久《富春山居图》，作了许多诗、题了若干次，后来得到真本，不好转圜了，便命梁诗正在真本上题字，说它是伪本（见启功《书画鉴定三议》）。上海博物馆《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中的钱选《浮玉山居图》卷，所钤收藏、鉴赏印多达三百余方，其中引首、隔水及跋尾处达二百六十多方，而乾隆在该画身跋诗外，还钤上“古稀天子”“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三稀堂精鉴玺”“宜子孙”“乾隆宸翰”等十方印，其兴之所至，一味钤盖，且所钤位置多有失当之处，以致严重地破坏了画面的整体效果。

　　由此可见，题跋用印是一门严谨且高深的学问，须十分审慎，而不宜草率，诚如徐建融先生所指出的：“庸手是无法措手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