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小像 明 曾鲸 项圣谟 绘

　　2019年书画界尤其是鉴定界最具有话题效应的，是两个横贯中日两国遙相呼应的超级大展。一个是2018年12月7日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丹青宝筏一一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另一个是1月6日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开幕的“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大展。颜真卿的情况，我们前已有文字讨论之。而董其昌的话题，则还未曾涉及，有必要来讨论一下。

　　“南北宗论”颠覆述史模式

　　2019年3月10日，展览已历三个多月的董其昌大展迎来闭展式。我受邀参加结展式并参与论坛，对董其昌有过一番定位式的重新评价。其中谈到：董其昌的山水画“南北宗论”，是旨在颠覆历来我们习惯的述史模式：即单线式的以朝代更迭名家辈出如魏晋之顾陆张吴、唐末之荆关董巨、北宋之范宽郭熙李成、南宋之刘李马夏，元初之黄王倪吴，明之吴门沈文唐祝直到清初“四王”……它是以一个单线的唐宋元明清的年代顺序作为主轴的：一个时代一种风尚一批代表性画家。

　　但“南北宗论”一出，中国画史有了两条发展轨迹，南宗以王维为首，北宗以李思训李昭道为宗。直到明代吴门画派温润、浙派斩截；都是双线双轨，阳阴刚柔互为相济，这是从董其昌开始首倡的绘画历史观的独特要旨，在他之前，并无人有之。而在他之后，阮元在书法界倡“南北书派论”“南帖北碑论”，可谓继其后者。就冲这一点，董其昌就是当时第一等的画史学家。因为有了这样被明清画史奉若圣明的经典学说，直到今天，在各种《中国绘画史》的表述中，尤其是在各大书画市场尤其是拍卖会上，南宗各代名家的作品，其价格远远高于北宗名家。即使在鉴画场合时，对南宗的文史和文献引征乃至风格技法引征，也远远超过北宗画家。董其昌的影响力，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