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颂》

　　书法有南帖北碑之说，北碑中大略分四类：碑版、墓志、摩崖、造像记。而两汉隶书中只有碑版和摩崖，而没有墓志和造像记。因而我们讲碑学，通常指北魏之碑（数量最多）而专称“魏碑”，但大都不算早前的“汉碑”。

　　“魏碑”多指楷书碑，“汉碑”多指隶书碑；按理两汉在前、北魏在后，要从石刻文化溯源，从秦刻石的偶尔出现到东汉隶书碑刻的几百件名品出世，碑学本来应该从汉算起。但书法史专家却仍然不考虑这一选项，即使仅仅东汉隶书碑传世名品早已有四百余种也罢。

　　“汉碑”之所以没有“墓志”，是因为两汉四百年，石刻立碑刚刚兴起，还是一个人见人爱的新生事物；上百年孕育成风，更不会有后来汉末三国曹操为戒奢汰而下《禁碑令》之事。而墓志之形制，却正是因为禁碑。歌功颂德的石刻文字既无法矗立于地表即墓上，只能转入地下墓室深埋其中以作为后世检证之用；于是才有了专门区别于碑版的墓志铭。汉代既无禁碑之举，当然刺激不出墓志铭这一石刻形制的样式。至于“汉碑”为什么没有石刻造像记？是因为其时佛教尚未或刚刚进入中国，尚未蔚然成风，以雕刻佛像的举措来祈祷今世来生保佑家国佛法无边，这样的做法还不可能是汉代人所具有的选择。所以，没有造像记，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它赖以生存的佛教进入中国的宗教土壤；细细想来，这种因果相制，于理十分正常。

　　这样，至少从某一方面而言：汉碑是石刻文化的初兴和走向规模的时代，有[碑刻]，有[摩崖]，基本格局已得；而魏碑则在碑版摩崖之外，更增添[墓志铭]、[造像记]二种，基盘愈大而宏富，碑而成“学”，正在于此。

　　碑刻研究者众，汗牛充栋，不胜枚举。尤其是东汉几百件隶书碑，是一个大宝藏。而摩崖研究相对较弱。汉代摩崖石刻，最早当推西汉刻石，那时也还没有碑。著名如《霍去病墓左司空刻石》，又如《群臣上醻刻石》《莱子侯刻石》《五凤二年刻石》《杨量买山记刻石》等等，数量极少。有的刻石虽不是碑，但形制方正，整齐壁立，我们就一概以碑视之而不再细分；也有的置身于悬崖凌谷万丈峭壁之上，比“碑版”之制式更见弘大许多又自由恣肆许多，“就其山而凿之”（冯云鹏《金石索》）；于是特别以“摩崖”命名之以成别类。著名金石学大师、第二代西泠印社社长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有云：“刻石之特立者谓之碣，天然者谓之摩崖。”检诸今日，陕、甘、鲁、湘、鄂、川、云、闽各处，均有大型摩崖书法石刻存世。

　　——而“石门十三品”则是第一代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