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的向心性

　　文字长期为中央王朝独自掌握的资源，而对早期历史和文化的记录主要由中央王朝完成，这就导致了历史、文化记录的向心性。也就是说，王朝周边地区各部族，因为在历史早期的长时段内没有能力用文字记录自身历史与文化，其历史和文化只在中央王朝的文字记录得以保存。这使得各地、各族的史事，不可避免地带上中央王朝的印记，甚至可能被整合纳入同一体系当中。

　　例如，从考古文化看，山东地区的东夷文化和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呈现很高的发展水平，并不落后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考古文化，但在文献的记录中却得不到反映。也就是说，中原地区的自古即处于中心地位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文字特性造成的“假象”。

　　由于汉字以世界为对象，每个字都有特定含义，构成部件也相对稳定，其他部族想引进和利用这种文字时，很难随意改动。同时，要想准确理解每个字的含义，必须借助文字的原文进行认知（字母文字则不一样，外来者可以利用字母直接拼读自己的语言，而不必借助原有的文字环境）。也就是说，外来使用者，既需要基本保持原样地引进文字，又需要引进文字构成的文本——典籍。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王朝的典籍和观念，随着文字的传播而传播开来。

　　这种现象早在商周时期已十分明显，周原甲骨明显是从商王朝那里学习来的。周人对商人文字的引入也必然伴随相关典籍的引入。在《尚书》《逸周书》的相关记载中，周人对商人历史和典籍非常熟悉，出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尚书·酒诰》）。《周易》也有多处提到商代史事，如“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等。《清华简·保训》则提及殷人祖先上甲“假中于河”的典故。这说明周人对商人的典籍和史事非常清楚。

　　上层文化的趋同

　　从文化上而言，周人的祭祀礼仪、天命观等都与商人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可以说，在实际的政治控制完成以前，已经建立起一个由文字和典籍为基础的认同圈，可以视为早期的汉字文化圈。汉字文化圈之所以能够建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文字与典籍的这种密不可分特性，使周边部族在学习使用汉字时，不得不借助和利用已有典籍。汉字文化圈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先是由中原到周边，然后由中国扩展到整个东亚。

　　汉字还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历史早期各地上层文化的趋同。一方面，文字的学习和使用成本高，所以文字的流传局限于上层社会和相关机构；另一方面，文字与典籍密不可分，使中心文化和思想随着文字而传播，学习和使用汉字的各地上层社会和相关机构接受了其中的观念。这就导致了历史早期各地区、各部族上层文化的趋同，即使部族不同、社会结构不同，其上层建筑的文字、制度、观念和表现方式却十分相似。这在考古学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很多遗址的陶器地方特色浓厚，但礼器却与中心文化高度一致，即与上层文化趋同。这种上层文化的趋同，对各地文化的独立性具有一种消解作用。

　　由于汉字在使用和传播方面的特点，使历史的记录和阐释成为早期官方独自掌握的能力，民间力量很难介入到历史事件的记录和史学的构建当中去。因此，中国在历史早期，形成了官方主流学术和官方史学。同时，文字的传播及其特性，对各地文化尤其是上层文化起到了一种消解作用，使不同地域、不同部族的历史在文字记录上呈现出相似性。

　　两种作用相叠加，使早期多元化和多中心化的状况不断改变，逐渐融合到统一的模式之中。中国历史上很早即出现以人为中心的记录模式、一体化的王帝谱系和统一的历史观念，这固然有政治、制度、族群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文字的作用是极为重要、不容低估的。（徐义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