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的历史，自晋代至初唐，大都以人物画为主，山水只是作为人物的附属或陪衬，画法仅用细笔勾勒，施以金碧彩色，不加皴擦，显然尚未臻成熟。至于人物画，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中，也不很重视。唐高宗时期，画人物著名的阎立本以被称“画师”为耻，戒子孙不可作画，足见初唐时期，绘画在艺坛上尚未占重要地位。到了盛唐开元、天宝之际，诗人王维始以山水画独树一帜，开“文人画”先河，被推为“南宗之祖”，世称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王维也以“宿世词客，前身画师”而自豪。源远流长，成为百代之宗师。

　　《旧唐书》文苑传载：王维“得宋之问兰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子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曾聚其田园所作诗，号《辋川集》”。王维作《辋川图》。《唐朝名画录》评此图“山谷郁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后世各家评论，都一致推许《辋川图》为千古杰作。宋词人秦观有一段自述云：“余卧病，高符仲携辋川图示余曰：‘阅此可以愈疾。’余喜甚，若与摩诘入辋川，数日疾愈。”此语虽近于夸张，但也可见文人笔墨给人们精神上的强烈的感染力。

　　王维的画，世人罕见，但他的诗尚流传至今，其中一首《渭川田家》云：“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这首诗，寥寥数语，平淡自然，宛如一幅美妙的田园图画展现在眼前。在《辋川集》中，可以入画的诗还很多。自王维以后，宋代苏轼、米芾、文征明、沈周、唐寅，明末清初的石涛、八大山人和“四王”等人，无不擅长诗书画。诗家不必能画，而画家必须工诗。陶冶诗情画意于一炉，这即是文人画不同于画匠的关键所在。

　　我们展开一幅画，欣赏其技法的高超和构图的美观，所看到的是画中之景，这只是一个方面，看其题咏，方更能领会其画外之意。笔者曾经看到边寿民画的折枝花卉长卷，每段都有题句，其中题虞美人云：“可怜垓下英雄尽，碧血青燐是此花。”眼中所见的只是一枝花，而耳边如闻西楚霸王悲歌慷慨，顿兴英雄末路之感。又曾见罗两峰画的醉钟馗，题诗云：“破伞孤灯两脚泥，夜深不复记东西。只因沉醉归来晚，战战兢兢怕鬼迷。”画钟馗是常见的，加上这一题咏，便觉图中的钟馗斜着醉眼，神态逼真。别的钟馗鬼怕，而这个钟馗怕鬼，颇为生动有趣。

　　文人之画，不仅气韵超脱，而且善于题识。宋赵孟溁说：“画乃无声之诗”。其实，好的诗是无形之画。两者是相得益彰的。

　　书法与画法也一脉相通。赵孟頫论画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须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柯九思论画竹，干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叶用八分法等，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法。杨维桢说：“书画一而巳，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法之所在。”由此可见，中国的文人绘画不是单一的艺术，必须有广博的文化素养作为积淀，把诗、书、画三者结合起来，融会贯通，才能臻于高妙。(王贞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