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以下青铜器作伪的 风气甚烈

　　宋末以降，国乱家丧。山河颠覆，士子沦陷，当然不是青铜器的兴盛时代可比。但既有宋人余绪，承传祖脉，青铜器作伪之风仍时长时歇，元代的河北山东山西即晋冀鲁豫，因为战事频仍，青铜器出土相比南方而甚多，皆成作伪仿制样本，有专门的伪作工坊，制作精良，比宋代的时见创意不同。而明代乃有青铜器作伪之名匠脱颖而出，有名的如胡文明、张鸣岐、石叟等等，俨然斯界行业班首、定鼎人物，而其做派不同于宋元的尽量考虑忠实于原器，而是时有发挥，有来源和依据，但又是揉进了自己的天机灵光。初看作伪充真，气息相近，但许多纹饰小经变动，已非商周原貌风神。自宋以下，青铜器作伪的风气甚烈。但在“伪器”中，完全用以货卖交易、进入市场牟取暴利的情形倒不多；而略见发挥，带有若干创意和注入新趣味的做法，近乎游戏，显然也不是作伪欺世的目的。

　　清代中期到20世纪的民国之初，情形大变。以欺瞒、诱骗买家藏家古玩商为目标的蓄意图谋的青铜器职业作伪，甚嚣尘上，肆无忌惮。清代中后期已经有不少著名金石学家在青铜伪器上受骗上当，尤其是当时学林有一种风气，一有自称获某某重器后，墨拓若干青铜器拓片，遍征好友题跋；拓片比原器更易蒙人，误题伪器者触手皆是。而藏器购器因陈介祺、潘祖荫、吴式芬、吴大澂、端方等等倡导的风气，人人皆欲入此斯文。于是伪器泛滥，大行其道，至有记载指某金石大家见赠一拓本，反复考证其必为商周某器见诸史籍题跋累累信誓旦旦，结果赠家窃笑直言为从一山东大烧饼上拓下的大笑话。到了民国，由于商业流通与各种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输入加快，更有越来越多的人铤而走险，入此行以取暴利，古器作伪，与盗墓几乎并行。

　　清代中后期青铜器伪造最著名的，是《晋侯盘》。在英国人蒲舍尔著的《中国美术》中是作为重器而重点介绍收录。注明是同治九年1870由清朝王府卖出，流传英伦。其腹底有铭文550字，竟超过素称铭文最长的《毛公鼎》499字。若真超过，那么《毛公鼎》的“西周青铜器之最”，将要让位于《晋侯盘》。这就引起了清代学术界舆论的震动，受到广泛注意。一是金文中最长篇的文字，二是盘之尺寸大小比今存标准器如《散氏盘》《虢季子白盘》都明显要大很多；三是又事涉英国人，四是还被重点收入早期欧洲极罕见的介绍中国美术之书，于是自然奇货可居，甚至学者讨论青铜器，都称为“蒲舍尔氏盘”。但经专家鉴定，连盘带字，均为假伪。于是竟成一反面例证：前面越引人注目，后面则越恶名昭彰。一拜其“著名”所赐，二因收入英人《中国美术》一书而影响甚大，遂反而成为人人皆知的最著名的伪器。

西周散氏盘及拓片　

　　民国作伪又与宋元明清拉开距离

　　民国的青铜器作伪，因了交易巿场高利润的刺激，呈现出一种专业化、集团化、分工细密、假造工艺技术复杂，摹仿效果逼真的特点，从而与宋元明清拉开了距离。从二十年代到抗战军兴，鉴定家们遇到了遭遇伪器走眼失手的无数挑战。概括起来，大约有如下一些最易上当的作伪方法。

　　如有伪器做铜锈的厚度、密度、颜色、质地。真器百千年蚀成，深浅厚薄不同；但伪器则一时作伪，假作铜锈则多见相同而无参差。

　　又如有以破损的真物青铜器熔化后再行铸造，其合金成分无法检测出来，更以此类合金配置所做的伪新器在30至40年代再埋入土中，加以老化，70年代又起复在香港澳门市场上出现。

　　再比如地域特色：西安伪器常常十分关注铭文，有的在现在无款旧器上新刻伪造铭文，有的熔铸旧器成新器再新刻伪铭文。

　　又比如北京青铜器伪造讲究门户清晰，最大的“古铜张”张泰恩为龙头，培养学徒12人，其中7人成为青铜伪器的高手名师。最著名者为王德山，其做铜锈有独门绝技，传说乃用酒精和漆混合，为京津一带古董行口耳相传心照不宣。上海则出现过以刘俊卿、叶叔重合开作伪制假工坊，其仿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觥》《青铜卣》竟以极专业的作伪技术骗过师傅级高手，得以天价售出，连最精明的专事古董海外独家经营的卢芹斋也上当。这些业内传说，可以告诉我们当时的青铜器作伪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

　　据民国时记载，青铜器作伪的常用手法有十多种，如以青铜残缺碎片重铸而伪；如以小器熔化改铸大器而伪；以旧器上追加纹饰图样而伪；如以整器作焊接装饰而伪；如以真器照片重铸仿器而伪；许多泄露作伪痕迹信息者，等等不一而足，但统观这些作伪方式，最容易被识破的破绽，就是年代、地域不符。残片重铸、加纹饰、焊接饰具等等，作伪者稍一不慎，都会犯不同年代张冠李戴的错误。至于铜锈做假，多为把原器浸泡于盐酸石灰合色素的水中，或硫酸与氨混合水中，再取出将之埋入地下三四年，俟其自然产生化学反应，形成近似真器的绿色包浆。北方的伪器名家王德山自述即多用此法，还说极其有效。

　　概言之：铸器作伪、铜锈作伪、铭文作伪，是我们判断青铜器作伪的三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