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安碑》

　　《汉司空袁敞碑》释文：敞叔平司徒公 月庚子以河南尹子 五月丙戌除郎中九年 门侍郎十年八月丁丑 十月申申拜侍中 步兵校尉延年平元 匠其七月丁丑拜东 丙戌徵拜大仆五年 初二年十二月庚 其辛酉葬

　　书法史上，甲骨文、金文以外，秦始皇以秦国文字即“籀文”（石鼓文）为基础，统一六国文字。创“秦篆”，定六书造字用字之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于是秦篆为“篆书”之宗。中国古代文明的第一代体格健全的有系统的文字，是从篆书开始的。后面的隶书、章草、楷书、行书，都源自于作为标准的秦时“篆”的形态与认知。

　　“秦篆”是正宗。这是书法史上的常识，这从秦始皇泰山封禅时所立《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以及宋摹《峄山碑》，还有大量的诏版权量铭还有秦印文物中可以印证，更可以从秦以前的战国西秦的《秦公簋》《秦石鼓文》等等中一窥信息。以长方形分上下左右之四围，笔画停匀、圆转迴环；字形结构平行排比、空间分割比例周密为标志，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冷峻的、喜怒不形于色的、官式趣味的、严格秩序化的文字形态，如果再加上字形构造的拘谨而规律森严，则在历代文字中刀秦篆的确是体现出了一种“威权”的气势。“书同文”带来的八宇一纮、万象归宗、千秋万岁，圣心独断、毫不松懈的审美立场，是不生动活泼而极其讲究冰冷的规则秩序的。但也正因它是出于“政治需要”，所以它在精神上压迫、限制民众生活的多样化选择的同时，也使自己的接受空间日益逼仄，社会各阶层日常文字应用，不会也不愿意引入这样“不近人情”的篆法，“秦篆”之所以只限于当时的铭石书的极个别范围，无法在大众中生根开花繁荣昌盛家喻户晓，也无法标识和占领一个完整的书法断代，原因即在于此。它肯定是一种最有规则的文字标本和样本，甚至依凭“六书”学说而可以作为整个汉字的形态依据；但很显然，它却不属于应用汉字本身。

　　秦篆以后的汉代，传说是“由篆入隶”，其实这是后世的“想当然耳”！因为汉代隶书的直接来源并非秦篆，而是战国竹木简牍的隶书如草隶、章草。亦即是说，是从战国简牍隶书直接汉代石刻隶书和简牍隶书。在长达几百年的这一历史时期过程中，本来就没有秦篆什么事，而是从两周金文以手写草体的契机直接推进到汉代隶书。所以在书法史上，[秦篆-汉隶]这个递进沿循格式并不成立。

　　那么，当汉代隶书大盛之时，孤独的秦篆到了汉代，就消亡了吗？它的后续在哪里？

　　理论上说，秦汉相接，秦篆的后续应该是汉篆；汉篆上承秦篆，是秦篆的延续与发展。但这样的理解，又是过于简单化的。因为在书法美学史看来，汉篆的审美立场，毋宁说是与秦篆完全相反的。

　　汉代简牍书法立足于手写，一派天机，自然不会去追迹秦篆的繁复与恭谨。这既是日益增多的日常书写的社会应用需要，但也是人性开放自由抒情的人文需要。而汉代石刻中书丹与镌刻，尽管相对于简牍要显得约束、收敛得多，但它的美意识，也仍然是一种解散篆法、改造篆形，不再视其为先王之迹神圣不可侵犯。汉代隶书如此，汉代篆书也如此；简牍直接挥写如此，石刻书丹凿镌也如此。

　　尽管我们下意识地认为，汉篆与秦篆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体式上（都称“篆”），一定是一种前后呼应一脉相承的关系。但其实，与其说汉篆是秦篆的孑遗和简约化，不如说它是汉隶的装饰化繁复化美术化。秦篆是事功，立足于文字造型秩序和规则的建立与标准化；而汉篆却是审美，是在多样化的前提之上的美感表达与艺术表现，明确地说，它并没有事功的目的。

　　比如，最著名的汉篆，在整碑上首推今藏河南省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的《汉司徒袁安碑》《汉司空袁敞碑》。这是汉代凤毛麟角的两座大碑。《袁安碑》存篆书139字，《袁敞碑》为残石，仅存70余字。今天称袁安袁敞为父子，袁安为父，其实论出土面世时间，《袁敞碑》先于1923年出土于洛阳；《袁安碑》却是在晚六年的1929年出土于洛阳近处的偃师县。因为袁安其人在《后汉书》有传，又以父领子，所以一般通称汉篆双璧，曰“袁安袁敞”之碑，自必以袁安居先了。但值得一提的是，早六年出土的《袁敞碑》曾经碾转入金石学大家罗振玉之手，罗氏在东北的大连、旅顺和长春逗留时间很长，《袁敞碑》今存辽宁省博物馆而不是河南省博物馆，正是因为罗振玉之故也。

　　二袁之篆书碑如出一辙，就其篆法而言，已是十分自由，除了四围停匀的篆书基本法则之外，在每个字的造型上，各种自由不羁的直线与曲线的交替，有意使空白切割从均匀走向错落和欹侧，盘曲部分的突然收缩以求节奏变化，展现出独特的汉代审美趣味，而完全不同于秦篆的肃穆萧杀、平实无华、一丝不苟、严整端正。而两碑究竟是谁手书？却是众说纷纭。论常理，父子碑都为一人所书，一是相距几十年，即使子早夭与父前后殁事，但怎可找到同一书者？二是作书几乎如出一辙，许多字如印版复制，于是就有人疑其中必有一真一伪。近世金石学大家马衡有《汉司徒袁安碑跋》，容庚亦有《汉袁安碑考释》《汉袁敞碑考释》。当以马衡的鉴定观点广为流传：

　　“（安）书体与敞碑如出一手，而结构宽博，笔势较瘦。余初见墨本，疑为伪造，后与敞碑对勘，始知实为一人所书，石之高广亦同式也”。

　　他甚至推断，之所以是“如出一手”，当时可能是在儿子司空袁敞死后刻立碑时，再特地为父亲司徒袁安补立者，故而才能落脚到“为一人所书”。目下我们大抵遵奉马衡的说法。

　　罗振玉作为原石收藏家，有《袁敞碑跋》“汉世篆书仅嵩高二阙，而风雨摧剥，笔法全晦，而此碑字之完者，刻画如新……是碑不仅为寒斋藏石第一，亦宇内之奇迹矣”！（陈振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