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画风，弥漫在《北京风俗》之中。《卖烤白薯》中，在烤白薯的铁桶旁的小脚妇人，拉扯着两个白薯秧子一样弱小的孩子。人们会问，她家的男人哪里去了？其中画外音和间离效果明显。《人力车》中，坐车人只有淡淡的墨色点出了一点鼻子，无眼无嘴，夸张而写意的头发被风吹起；拉车人则五官凸显，大眼如硕大的眼镜，憋着气使劲在风中拉着车。有意的对比，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以及画家自己的感情一笔勾勒。《回娘家》和《糖葫芦》则是地道的民俗，后者坐在大车上的小姑娘手举着两串长长的糖葫芦，是只有以往岁月里过年时候才会出现的景象；前者戴红花的小媳妇和穿红袄的小姑娘，与走在路上赶驴的丈夫，让今天的我们想起曾经流行过的民歌《回娘家》，会觉得当年的情景离我们并不遥远，亲切之感扑面而来，真的如汪曾祺先生所说的：“民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掏粪工》，那个身背着大木桶手持长柄勺的掏粪工，如今的年轻人会感到陌生，对于我们那一代人，则感到那样的熟悉。那时候，公共厕所很少，厕所大多在大院里，掏粪工对于北京人的生活便显得格外重要。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劳动锻炼，曾经和当时得到过国家主席接见的掏粪工时传祥一起掏过粪，那时背的就是这样的粪桶。陈师曾画得真像，连拼接木桶的木条上的纹路都画了出来。

　　从画风来看，《北京民间风俗百图》更为工整，《北京风俗》逸笔草草。《北京民间风俗百图》更多民间年画和当时新传进并流行的西洋画法的杂糅，《北京风俗》则更多地延续了中国传统文人画那一脉。陈师曾自己说，文人画“不求形似”，“盖其神情超于物体之外，而寓其神情于物象之中”。在《北京风俗》里出现的人物，都是漫画式的，速写式的，但是，人物和四周的环境景物，是兼容的，体现他所追求的寓意。所以，这一组画，画得都比繁复逼真得须眉毕现的《北京民间风俗百图》要简洁生动，更富于活生生的生活气息。鲁迅先生评价陈师曾的画是“笔简意饶”。《北京风俗》的另一位作跋者王薳说是“笔简意工”。他们说的是一个意思，确实可作为这一组画的特点。

　　看《北京风俗》时，就像看活人在舞台上表演一样，真真切切，我常常会忍俊不禁，这是看《北京民间风俗百图》不曾有过的，看《北京民间风俗百图》就像是看画，而且是过去年代的画，和画面上的人与物一样的客观而冷静。看《北京风俗》，我对于陈师曾画的人物的面孔最感兴趣。他画的人物面孔，很多是模糊不清的，或是只有淡淡的眉眼，或者索性全无。《吹鼓手》那个收工归来的吹鼓手没有五官，背着装有家伙什的大布袋，显得那样步履沉重。最有意思的是画的那两只鞋，浓墨几笔，却四边奓着刺，让我感到鞋破了，或是不合脚，越发显得疲惫不堪。《赶大车》的那个拉煤的车夫，他只用了几笔湿墨，没骨法淡淡的点染，中间露出了几道白，将人物煤染脸黑的实际，与人物的表情与心情，都交代得那样清晰而生动。从艺术的表现手法上，显然，《北京风俗》要比《北京民间风俗百图》前进了很多。

　　《北京风俗》还有一个《北京民间风俗百图》没有的特点，便是每一幅画都有当时文人题写的诗词，这是典型文人画的一个特点，诗文互现，相映成趣。而《北京民间风俗百图》只有对民俗的直板的文字说明。

　　不过，坦率地讲，题写诗词者，虽都是名家，但真正写得吻合陈师曾画意与心意的不多。在我读来，除了程康写《卖切糕》“不忧衣寒忧饼冷”，和写《乞婆》“垢颜蓬鬓逐风霜，乞食披尘叫路旁，此去回头君莫笑，人间贫富海茫茫”之外，写得最好的是姚茫父。

　　姚写《墙有耳》“啼笑犹能感路旁，闲来窃听话偏长，几人身后蔡中郎”；写《品茶客》“一钱能买，闲话街坊春似海，向夜泉香，多半红楼只应忙”；写《收破烂》“可怜望帝春风魄，泪里闻声声转恶，过时金紫更谁收，又况人间轻玉帛”；写《磨刀人》“低头日日寄人檐，倚肩泥水粘”；写《扛肩》“独戴二重天，都是一生衣食，空有满腔豪气，怎发冲冠直”……或是语含机锋，或是词出况味，或是画意的旁白，或是感情的宣泄，或有人生之叹，或有言外之兴，或有象外之意，写得都很有文采，并非只是捧场和直白，难怪是陈师曾的知心好友，诗画之间，互通款曲。（肖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