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家通过文字形体，融汇自己心境和情趣而创构出意象，这种意象如蜗牛触觉一般投射给万千赏析者。如果赏析者感同身受其形其情其理其趣，便形成书家与赏析者审美“共鸣”。晋颜之推评萧子云楷书“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微鸣”也；唐李世民评王献之行书“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异鸣”也；唐李白评怀素草书“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共鸣”也。“共鸣”本质，就是书家与赏析者审美意味基本一致甚或契合无间，以致赏析者认为书家作品正是自己早就追寻而一直没有拥有的心路风景。

　　书家与赏析者必须拥有共同的审美传统与道德规范。民族审美传统在“共鸣”形成中有着“压舱石”作用。民族衍繁、地理气候、文化风俗、生活习性相互作用，既形成民族之间差异性徽号，又形成本民族相对稳定一以贯之的独有基因。书法艺术揭示、倾诉、宣泄民族审美传统，最易被众多赏析群体接受与容纳，从而形成共鸣。汉张芝变革章草，脱去其波磔隶意，将字字独立形迹发展为偏旁相互假借、笔画连绵便捷的草书。此时朝廷危如累卵，行将颠覆，儒家士族从维护道统出发，张扬“尚用”“尚美”的艺术主张，很难与草书形成共鸣，书家赵壹在《非草书》中说：“而今之学草书者，不思其简易之旨，直以为杜崔之法，龟龙所见也。其摱扶拄挃，诘屈龙乙，不可失也。”这正是道德规范在抑制着共鸣的形成。至魏晋后，道德规范重新建立，因草书焕发书家神情之万千变化，极尽天地事物之百变异态，立即得到众多书家抚掌共鸣。

　　书家与赏析者必须拥有大致的心灵舒缓和超越过程。世道发展，和平与战争、祥瑞与灾难、善良与凶恶、快乐与苦恼相伴相随，都给书家心灵打上深深烙印。有的因春风得意而心旷神怡，有的因时乖命舛而心灰意冷，这种心灵变化都会在书法上有所崭露。一定程度上，从冲突、抗争、苦痛与死亡中涅槃之作品，更能激起赏析者共鸣，因为这类作品有着书家更深邃的生命追求，更深层社会、人生意义思考，更接近审美之“率真”境界。宋苏东坡在入世担当上是个失败者，屡遭晦暗，终其一生未能展示与实现其政治抱负，但他勇于超越，于困顿中省悟出书法“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的审美况味，他认为创作是自发的、自由的、不听使唤的，既不能强迫其雄浑，也不能命令其妩媚，只有在无意识下，舔墨挥毫才能“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至情至性才能得到最真实的流淌。黄庭坚与苏东坡有着相似的人生阅历与心灵幻变，两人不仅是政治同党、艺术同盟，也是心灵契合的挚友，所以苏东坡强调作书顺其天道，反对矫揉造作，装腔作势，自然引起黄庭坚强烈共鸣，在《山谷题跋》中他评说苏东坡“东坡简札，字形湿润，无一点俗气，胸中有书数千卷，则书不病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