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种思路拓展开来，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有趣的问题。在古代，书法跟其他技艺一样，传承有序，解缙在《春雨杂述·书学传授》中总结出唐前笔法的授受图谱，蔡邕传蔡文姬、韦诞、崔瑗，蔡文姬传魏相国、钟繇，钟繇传钟会、卫夫人、庾翼，卫夫人传王羲之，王羲之传谢朏、郗超、王献之，王献之传羊欣，羊欣传王僧虔，王僧虔传孔琳之、阮研、萧子云，萧子云传智永，智永传虞世南，虞世南传褚遂良、欧阳询，褚遂良一支传薛稷，再传李北海，欧阳询一支传陆柬之，再传陆彦远，陆彦远传张旭，“旭传颜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会稽浩” ……在这个谱系中，可以得知李白得了草圣张旭的真传，确实同出“二王”一系，黄庭坚将李白的行草书与“古人”相比，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笔法传承的谱系里李白是“二王”一脉的，他也曾写过“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 （ 《王右军》 ）的诗句来赞颂王羲之的书法。但天纵的才华和文人的性情注定李白不可能总是抱定一种观点，他又在《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中写道“兰亭雄笔安足夸” ，在《草书歌行》里发出“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的呼喊，似乎要打倒唐初形成的“二王”一统天下的局面，主张书法要“贵天生” ，表现自由的个性气质。这是太白的气象，我们因此也更容易理解黄庭坚对李白诗作和书法的比较了。李白的这种书法主张，还表现在其他的诗中：“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 （ 《献从叔当涂宰阳冰》 ） ，“君草陈琳檄，我书鲁连箭” （ 《江夏寄汉阳辅录事》 ） ， “挥翰凌云烟” （ 《留别广陵诸公》 ） ，这是他对于行草书以及挥洒气势的激赏。

　　李白的书迹据《宣和书谱》载，宋廷内府藏有行书《太华峰》 《乘兴帖》二种，草书《岁时文》 《咏酒诗》 《醉中帖》三种，其他还有《访贺监不遇帖》和《天门山铭》等碑帖，可惜这些今天都见不到了。启功先生在《李白〈上阳台帖〉墨迹》一文中详细分析了流传各本，此不赘述。今天能见到的李白书迹只有《上阳台帖》 ，此帖不见于《宣和书谱》 ，但其前有宋徽宗“唐李太白上阳台”七字题签，后有宋徽宗题跋，因此推测它可能在宋宣和末年进入内府。从题跋和鉴藏印章来看，宋代有赵孟坚、贾似道，元代有张晏、杜本、欧阳玄等人鉴藏，明代藏于项元汴天籁阁，清代先为安岐所得，再入内府，清亡后又散落，民国时为张伯驹所得。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将其赠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又将其转赠故宫博物院珍藏。

　　此帖在北宋末至今可谓流传有绪。在北宋前则不可考。因此，近人对于其真伪有两派观点，一派以徐邦达为代表，认为此帖笔致粗率，笔画肥厚，用笔疑似宋代散卓笔后风气，缺少唐代硬毫笔的特征，为伪作。一派以启功先生为代表，他认为，“从笔迹的时代风格上看，这帖和张旭的《肚痛帖》 、颜真卿的《刘中使帖》都极相近。当然每一家还有自己的个人风格，但是同一段时间的风格，常有其共同之点，可以互相印证” ，他还说到此帖有宋徽宗题签、题跋，有李白题款，且不是钩摹，为真迹。这两种观点一是从用笔上看，一是从题款、题跋和风格上看，似乎后者的各种因素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