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簋》：活字板的先声

　　关于《秦公簋》的成器年代，应该在春秋秦景公之时，属于秦公之祭器。但也有诸说不同：马叙伦主秦文公物，王国维主秦德公物，冯恕主秦宣公物，罗振玉主秦穆公物、郭沫若主秦景公物。还有主庄公襄公共公哀公之物的，证明它汇聚了近代著名学者专家的眼光。又同名有两簋，分别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藏。最有特征的是，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簋，其104字长篇铭文，竟是由印模打钤后铸成。于是每字有框格，尤其是簋铭的陶泥活字铸铭工艺，比北宋毕昇的活字印刷早了1810年；“印刷”虽未必，但开创了活字板的先声却是毋庸置疑的。这种独特现象，在庞大的青铜器世界中唯此一例。而活字字体的形貌，与秦《石鼓文》基本一致。

　　秦文字的集中表现还在于战国秦印系列。首先，是战国秦时有各色玺印。秦印方者多有田字格，四字分布四格，十分均匀，排比平行，纵横有象，其文字全类《秦公簋》字体。又有一种“半通印”，长方形印面，上下两格分布，应该是田字格方印的长方印版或曰简版。另外，当时还未到统一六国之时，故而印制也未定型。而一到秦始皇时代，“玺”成了皇帝专用御印的称谓；所谓的鸟虫篆“传国御玺”当然是极不靠谱，但沙孟海先生著《印学史》中，收有“皇帝信玺”封泥拓本，却是当时的实物留存，甚是可信。又今存有大量秦官印，其中的文字形态，与《秦公簋》也如出一辙。

　　衡量器上的秦文字

　　最有意思的是秦铜方升和秦权、秦量、秦诏版。都是度量衡即秦时标准化了的尺寸、秤重、平准之标器，“秦权秦量”司职秤重衡准，其上多有篆字铭文，更有“秦诏版”文字，皆是秦体文字，从战国秦籀文到秦小篆，体现出西秦文字上承周室的传统脉络。

　　关于《秦铜方升》，本为官方颁行的标准量器亦即“秦量”之属。与诏版、“秦权”乃是始皇帝或秦二世时物不同，《秦铜方升》为战国时秦孝公商鞅变法时之物。该方升今藏上海博物馆，呈上大下窄梯形，并有长圆柄，为斗之十分之一。升壁上有铭文“重泉”二字，左壁上有长文：“十八年，齐卿大夫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商鞅于十年被封为“大良造”，又孝公十二年建咸阳为都，推行变法包括“平斗桶权衡丈尺”；更以此统一标准而“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即收税作准备，这些记载均见于《史记·商君列传》。统一衡器量器，正为赋税征收之必须也。《秦铜方升》升壁上的三十余字，亦正是秦籀文字；而与秦印玺、秦诏版及秦之青铜器如敦、钟、戈、矛、壶上之铭文为同一脉系，完全可以作为秦文字在当时被广泛应用的一个重要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