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总理想得周到”

　　在战士们带回的四件文物中，除了三件镏金的器物底座外，还有一件刻有“中山内府”字样的青铜器。随后赶到现场的考古专家又陆续发现，许多铜器都刻有“中山内府”字样的铭文。

　　这里的“中山”指的就是历史上的中山国。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中山国，一个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鲜虞中山国，另一个是西汉时期的中山国。战国时期中山国的文字属于金文，而陵山古墓中出土铜器上的“中山内府”字样接近汉隶字体。铜器造型和工艺属于西汉风格，也与战国中山国的出土文物完全不一样。由此可断定这座墓是西汉时期的，它被命名为“满城汉墓1号墓”。

　　从这些初步考古结果可以判断，满城汉墓是一座两千年历史的汉代大墓，保存相当完整。这里很可能会有重大考古发现。河北省马上将满城汉墓的情况上报中央。

　　1968年6月18日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通明，周恩来总理在此宴请来访的坦桑尼亚总统。趁着宴会间歇的短暂时间，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把发现满城汉墓的事告诉了郭沫若，并嘱咐他，“这件事十分重大，由你们负责办理。”

　　郭沫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那时是中科院下属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考古所是其下的一个研究所。周恩来嘱托的“由你们负责办理”，实际上就是委托郭沫若挂帅，由考古所负责发掘。

　　第二天一早，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就赶到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去，先了解一下考古所的情况。

　　1968年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三个年头，全国考古工作都已经完全停止，很多老干部、老专家受到冲击。考古所是否还能承担起这次重大考古工作，郭沫若也有些不托底。

　　据当时在考古所值班的研究员卢兆荫回忆，王廷芳听完考古所的汇报后，认为“情况还好”。

　　所谓“情况还好”，是相对而言。“文革”之中，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受冲击非常严重，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内部也已经陷入派系斗争，处于瘫痪状态。而考古研究所的业务工作虽然陷入停顿，但考古所并没有直接介入“文革”派系，人员相对完整齐备。

　　当天上午10点，王廷芳就带着考古所的孙炳根和卢兆荫二人，到郭沫若家中当面汇报。由于都是年轻研究员，在“文革”开始后，他们得以留在所里，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那个上午，时年41岁的卢兆荫第一次听到满城发现古代墓葬的消息。

　　现年91岁的卢兆荫向记者回忆起50年前的这段往事，仍难掩激动。他说，作为考古所的研究人员，他当时已经有两年时间没有进行业务工作了。满城汉墓的意外发现，简直是“破天荒”的机会。

　　郭沫若向他们二人介绍了自己所了解的关于古墓的情况，建议考古所先派两三个同志去现场实地探查，再制定下一步的方案。

　　卢兆荫记得，郭沫若一再嘱咐他们，当天下午5时之前，一定要把去满城的考古队员的名字和简历报给他。

　　原来，那天晚上，郭沫若要和周恩来一起参加坦桑尼亚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宴会，“郭老应该是想在宴会上把人员名单报给周总理，所以才要得这么急。”卢兆荫说。

　　显然，郭沫若和周恩来一样，对满城汉墓寄予了极大关注，都等不得文件上传下达的时间，趁着外事活动的间隙就完成了这个程序。

　　很快，周恩来的批复出现在郭沫若的桌子上，他完全同意郭沫若的意见，并附上一封他给北京军区郑维山代司令员和陈先瑞副政委的亲笔信，让郭沫若执此信找他们二位办理此事。

　　“郭老看到总理的信后很感动，说还是总理想得周到。”王廷芳后来回忆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如果没有军方的协助，考古队恐怕很难顺利完成任务。

　　事实证明，周恩来确实思虑周全，算无遗策。

　　1968年时，“文革”已经在很多地方上演了“武斗”，各种所谓的“革命组织”派系林立，动枪动炮地夺权。保定地区的“武斗”就非常严重，满城的气氛已经很紧张。

　　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现的满城汉墓，可谓危机重重。陵山发现古墓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多当地群众因为好奇想上山看个究竟，还有一些“造反派”要下洞“破四旧”。据工程兵战士们回忆，发现古墓后的一天晚上，山上站岗的战士看到有几百人举着火把要上陵山，连里急忙增设了4道岗哨，还派指战员对“造反派”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说服劝导，才使古墓躲过了一场“破四旧”之灾。

　　第一批进入满城汉墓的郑绍宗也曾回忆，他们在前往满城古墓现场的途中，几乎每走一段路就有人拦查。幸亏是乘着军车并在军队的护送下，才得以安全到达满城。

　　郭沫若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找到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当即下令，全力支持：考古队从保定到满城的车载及安全由河北省军区负责，北京军区派一位参谋和考古队一同前往满城；在物资上，只要军队能满足的，一定大力支持；军事工程完全服从考古发掘工作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