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1931年在《小说月报》连载的童话小说《小坡的生日》中为我们描述了小坡送给全世界小朋友们的贺年片，“全世界的小朋友们！你们可曾接到小坡的贺年片？也许还没有收到，可是小坡确是没忘了你们呀。小坡的父亲在新年未到、旧岁将残的时候，发了许多红纸金字的贺年片。小坡托妹妹给他要了一张和一个红信封。一只小白鸟噘噘着小黄嘴巴儿，印在信封的左角上。片子上的金字是‘恭贺新年’和小坡父亲的姓名。小坡把父亲的名字抹了一条黑道，在一旁写上‘小坡’两个字；笔上的墨太足了，在‘小坡’二字的左右落了两个不小的黑点儿；就着墨点的形象，他画成一个小兔和一个小王八，他托哥哥大坡在带着小白鸟的信封上写：给全世界的小朋友”，“小坡的贺年片是在年前发的，可是你们不一定能在元旦接到。你看，他的红片儿也许先送到太阳上去，也许先送到月亮上去，也许先在地球上转一个圈儿，那全看邮差怎么走着顺脚。就是先在咱们的地球上转吧，不是也许先送到爱尔兰，也许先送到墨西哥吗？简直的没有准儿！可是，你们只要忍耐着点儿，早晚一定能接到的。假如你们看见天上有飞机的时候，请你们大家一齐喊，叫它下来，因为也许那只飞机就是带着小坡的贺年片往月亮上或是星星上送的。还有一层：小坡的信封上，印着个黄嘴的小白鸟，并没有贴邮票，他只在信封的右角上粘了半张香烟画片，万一邮局的人们不给他往外送呢！但是，据我想，这倒不大要紧。邮局的人们不至于那么狠心，把小坡的信扣住不发。他的信是给全世界的小孩儿的，那么，邮局的人们不是也有小孩儿吗？他们能把自己小孩儿的信留起来不送？不能吧。”

　　朱自清1933年回忆他逛伦敦的加尔东尼市场时，“快散了，却瞥见地下大大的厚厚的一本册子，拿起来翻着，原来是书纸店里私家贺年片的样本。这些旧贺年片虽是废物，却印得很好看，又各不相同；问价钱才四便士，合两毛多，便马上买了……我口袋里那册贺年片样本，回国来让太太小姐孩子们瞧，都爱不释手；让她们猜价儿，至少说四元钱。我忍不住要想，逛那么一趟加尔东尼，也算值得了”。

　　丰子恺在1936年1月10日《新少年》创刊号上写有《贺年》。范用在《我爱穆源》中回忆，“自己做贺年片，是丰子恺先生教的。……丰先生给《新少年》半月刊写了一系列《少年美术故事》，头一篇的题目叫《贺年》，讲了个做贺年片的故事……看了丰先生的这篇文章，我受到启发，自己动手做贺年片”。

　　贺年片一般是用来新年祝福的，想不到它有时候还具有别样的宣传效果。陈望道回忆，“1921年新年，陈独秀建议我们到外面去拜年。贺年片上一面写‘恭贺新禧’，另一面写共产主义口号。我们一共七八个人，全都去，分两路，我这一路去‘大世界’和南市。两路都是沿途每家送一张贺年片。沈雁冰、李汉俊、李达等都参加了。人们一看到贺年片就惊呼：不得了，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

　　作家们的贺年片也理应成为我们文学研究的学术课题之一，借助于贺年片，我们可以梳理现代作家之间的交游史。“短柬片札，亲手自书，或言国政，或言交情，或言家常，琐屑极细极微之事，大抵皆仓卒濡毫，不假修饰。寥寥数语，流落人间，而其人品之醇驳，性情之邪正，往往于无意中流露而出。则以言观人，莫尺牍若也”（黄虎痴），现代作家们的贺年片也当如是观。（宫立，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