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汉碑。杨树 摄

　　文物档案

　　文物名称：天府汉碑

　　出土时间：2010年

　　出土地点：成都东御街

　　收藏单位：成都博物馆

　　历史上的成都，在唐宋时拥有“扬一益二”美誉。但是在更早的两汉时期，它在中国历史上又是一个怎样的地位？2010年，两通在成都天府广场东御街出土的汉碑，给出一个新的答案：列备五都。也即在都城长安之外，彼时的成都，已是全国商业最发达的5座城市之一。这两通汉碑，就是现存于成都博物馆的裴君碑和李君碑。

　　两汉成都“列备五都，众致珍怪”

　　2010年11月5日，天府广场东御街口人防工程在施工至地表下5米处，发现两块石碑。石碑相距1米左右，都有2米多高，重达4吨左右，各有完整的碑帽和底座。最让考古人员欣喜的是，石碑保存完好，蚕头燕尾的篆刻字体清晰。经过考古人员的清理和识读，这是两块东汉石碑，分别记录东汉姓裴和姓李的两任太守的功德，因此分别被命名为“裴君碑”和“李君碑”。

　　成都博物馆博士黄晓枫介绍，根据裴君碑上的文字，专家们得以了解李君碑立于东汉阳嘉二年（公元133年）冬，因本初元年（公元146年）6月的洪水而倾倒。其后，由当时的太守裴君主持重立。裴君碑刻立的时间则略晚，应为裴君任蜀郡太守期间或其后由其属吏们刻立，为他的任绩歌功颂德，没想到却因此给后人留下当时蜀郡经济与教育事业发展状况的生动描述。

　　黄晓枫说，裴君碑里有“蜀承汶水，缉熙极敬”的文字，“这与《史记·河渠书》中‘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等记载非常吻合。最近几年，考古出土的李冰石像等文物，也实证汉代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郡，在两汉时期物产丰富。它们正是得益于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水利设施优良的农业生产条件。”此外，裴君碑描述成都“旧设储值，瑱盈殿馆。金银文锦，骇目动欲”，也与《后汉书·贡禹传》“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等记载吻合，说明汉代成都丝绸、金银器、漆器等手工制造业的兴盛。

　　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为成都城市的商业发展创造条件。黄晓枫说，史书上记载两汉成都，往往形容“沃野千里”、城市“既丽且崇”。但裴君碑以“列备五都，众致珍怪”给出另一个鲜明的定位。“‘五都’曾见于汉书，是指除都城长安以外，商业最发达的洛阳、邯郸、临淄、宛（今南阳）和成都这5座城市。‘列备五都，众致珍怪’的说法首见于裴君碑，以另一种表述还原了成都在全国的商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