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画像保护情况

　　清末，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了甲骨文，不久此地被确认为殷墟，出土了大量甲骨文、青铜器，众多的文物使安阳成为文物贩子觊觎的目标。再加上近代以来，社会动荡，管理混乱，对古物缺乏有效的保护，安阳一带盗宝成风，致使安阳的文物大量流失。在此背景下，这组古画像也开始丢失，清光绪初年失去一张，民国初又失去三张，仅剩十四张。缺少保护条件也是画像丢失的重要原因，前述刘觐光参观后，所写诗中就有“开函卷轴画纷披”“叮咛嘱语影照人，照取虚堂虔供置”的诗句。说明画像平时装匣保存，并未挂存，寺院管理者仅给他们认为重要的客人参观，参观后古画仍被放入大殿中。

　　1921年，剩余的十四张画像被当地某大家仆隶盗卖给上海商人。时安阳县人张凤台正好担任河南省长，便筹款赎回。张凤台1913年在河南首任民政厅长位置上发布了由河南省教育司起草的《河南保存古物暂行规程》。该规程是目前已知的民国第一个由地方政府颁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物保护法规，开了地方政府保护文物的先河。张凤台重视文物保护，又恰好是安阳人，成功地阻止了一起家乡文物流失事件。但方志中未提及古画赎回后的保存位置，应该还在天宁寺。

　　不久，古画“又被某师部下攘去。已装箧上火车矣，士绅闻知，急禀明师长，查出归还，存教育局”。古画被军队抢走后，由于本地人的强烈文物保护意识，又被收回。原属天宁寺的古画之所以存放在教育局，与冯玉祥的政策有莫大关系。1928年，冯玉祥主豫，通令全省废庙兴学，安阳县于此时将庙产归入教育系统。原属天宁寺的古画存教育局，说明此事发生在1928年之后。此时西北军吉鸿昌师驻安阳，后中原大战爆发，安阳驻军主要为石友三部，暂时无法详细考证出抢夺古画的驻军。

　　为对抗愈演愈烈的盗卖文物行为，1932年春，安阳地方政府和士绅合作，筹集经费，成立了安阳县古物保存委员会，这组古画也被转交委员会保存。古物保存委员会的工作之一是收集、珍藏古物。在《道教雷部辛天君画像》的左上角，有6.7厘米见方的篆书四字方印：“安阳县印”，为我们查找文物提供了线索。此时古画像由寺庙私产变为地方公产并纳入有效管理，画像上的这枚印鉴当在此时作为公产盖印，其大小更像专门为这组画定制。其次是把古物整理陈列供人参观。古物保存委员会实现了一定规模的对外开放，平时观众便络绎不绝，逢年过节，人来人往，拥挤不动。但展出的都是其他古物，这些古画平时都卷藏在大长木箱里，锁在库房内，并不陈列展出。没有县级以上的介绍或熟人领着，一般是不能参观的。

　　这组古画两次被盗抢又被及时追回，除了安阳本地人的文物保护意识强之外，与画幅超大不易隐藏也有一定关系。画幅巨大虽然不便展览，但也增大了私自转移的难度，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古画的保存。前述军人将画装箱运上火车，很容易就被发现了。这一点在抗战后期安阳出土的后母戊鼎上更为典型，该鼎重达八百余公斤，安阳沦陷后被乡民发现。因难以运走，为防止落入日军手中，该鼎被就地掩埋。随后的文物商人意欲购买，因其过大，试图将鼎分解后运走，未能成功。

　　据台湾历史博物馆的介绍，为弄清馆藏《明天王图》的来历，经其多方访查，1929年河南安阳萧曹庙夹墙内曾出巨幅古画八轴，内有观音、天王、关公、雷公、雷母等，一直为驻在当地的民国军人保管，该件可能便是其中的天王图。和台湾方面依靠当地人回忆的口头访查相比，《续安阳县志》的记载更为权威。调查与县志的记载有部分符合，可以肯定，这是同一批古画。但两者关于古画的数量有差别，时间、地点也有差异。根据县志记载，古画1921年前在天宁寺，随后存放在安阳县教育局所在地鼓楼东街路北，从1932年开始，才存放于保存委员会的办公地址萧曹庙。因此笔者推测台湾历史博物馆的调查信息可能为前述军队夺走事件，古画只是短暂归军人掌握，为掠走而非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