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吴昌硕为沈石友铭鹅砚以287.5万元成交。

　　自诞生以来，一方小小的砚台就浓缩了各个朝代文化、经济乃至审美意识的各种信息，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砚也因其有文人参与的历史性而被藏家追捧。

　　乾隆藏砚 一枝独秀

　　2018年5月，一场名为“砚德清风——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用砚精品展”在故宫神武门展厅开幕。以文治武功自居的乾隆皇帝对砚台情有独钟，乾隆皇帝不仅参与砚的设计，还喜欢鉴古收藏，并称“盖古之物朴于今，今之物华于古”。其藏砚甚多，并有入古上等或次等之分，其中大部分镌刻有御题砚铭或制作年款，其御制各种砚诗作品更是多达 300 首。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他下令将鉴藏的240 件砚品加以甄别拣选并编撰成书，亲自作序，赐名《西清砚谱》。书中描绘了每方砚台的具体样式，为后人判断真伪提供了重要参考。上行下效，纪昀、刘墉等清廷显赫要人，也热衷于集藏名砚，藏砚之风普天皆兴。

　　乾隆藏砚，在市场上也频频创下高价。2010 年，一方“乾隆御用”御题诗澄泥伏虎砚及紫檀盖盒在北京保利春拍以 1400 万元成交，打破砚台拍卖世界纪录。2011 年，清乾隆澄泥仿汉御题诗砚在北京保利春拍以 506 万元成交，清乾隆歙石仿古六砚在北京保利秋拍以 828 万元成交；2012 年，一方清乾隆御铭仿宋天成风字澄泥砚在西泠春拍以 333.5 万元成交；2014年，一方清乾隆御铭仿汉未央砖海天初月紫砂砚在西泠秋拍以 460 万元成交；在 2017 年西泠春拍“文房清玩·历代名砚及古墨专场”中，清乾隆御铭宋代端石七光砚以 350 万元起拍，以 885.5 万元成交……

　　砚文化学者、砚台收藏家张得一表示，砚台拍卖市场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格局，主要有几方面原因：一方面国家文物局严格控制出土文物交易，而目前市面所见宋以前的砚台，属于流传有序的并不多；另一方面，明清砚台尤其是最受市场欢迎的乾隆藏砚，从选料、制作到包装，再到流传，制作工艺投入高、流传故事多，而且年代不甚久远，保存品相好，所以受到市场追捧；此外，清代砚文化爱好者纷纷著书立说，许多明清砚都有著录，研究、把玩明清砚有着特殊的文化乐趣。

　　民国晚期 藏砚进入低谷期

　　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堂弟徐世章“嗜砚如命”，其藏砚数百方，上起唐宋，下迄明清，品类齐全，且有铭文者居多，均编撰于《归云楼砚谱》。徐世章在1954年临终前，将毕生收藏古砚及拓片全部捐献给国家，奠定了天津博物馆藏砚的行业地位。类似的民间收藏大家比比皆是，如沈石友将自藏之砚整理编撰《沈氏砚林》等等。

　　然而，到了民国晚期，砚台市场状况急转直下。民国收藏家赵如珍在《古玩指南》中说道：唐宋之时，千百金之砚，比比皆是，甚至万金、数万金一方之砚者，亦所恒有；元明相承，价格日升，直至晚清，砚价仍保持其历来之平衡。乃至清末，变法维新，西洋文化东来，不用毛笔者，亦可在社会上占重要地位。

　　变法维新，让流传千年的书写工具和方式发生了改变，砚文化、藏砚文化的发展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砚文化学者、广东收藏家欧忠荣认为，从民国晚期以来，西洋人不喜欢砚台，故而掌控艺术品拍卖市场的西洋人着力推崇瓷器、字画、青铜器、玉器等艺术品，同时冷落了中国人情有独钟的砚台。

　　另外，在拍卖市场上，具有名人效应的砚台也大受追捧。收藏砚台历来是文人墨客、社会贤达的高雅之事。收藏砚台既可以书写锦绣文章、治国之策，又可以修身养性、传承文明。砚台的收藏鉴赏，能满足文人雅士玩赏、文化、寄情等多种精神需要，其财富、精神、社会方面的收获是显而易见的。

　　古人“宁舍一室、不舍一石”，米芾用一砚换一套豪宅，实际就说明砚台的稀缺性、艺术性形成的砚文化具有极高的含金量，而赋予砚台的文人精神和名人效应，自然也是其受到追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