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中国艺术这条大河发展到晚清，已显日暮途穷之相。故宫博物院书画馆（原在武英殿，2018年开始改在文华殿）里的各种画展，一般自晋代始。西晋陆机的书法、东晋顾恺之的绘画，一进门就给人下马威，毛笔线条所蕴藏的生命感，竟能穿透时光的围困，一千数百年后依然鲜活如初。此后中国艺术走过辉煌斑斓的隋唐、山高水长的宋元，到明清，气息就弱下来，展览越往后，越了无生趣。徐渭的桀骜、八大山人的枯寂，我尚能接受，但清初“四王”繁密琐碎，宫廷画（如《康熙南巡图》）的呆板僵滞，带着人为的痕迹，那种刻意的精致，却是我不喜欢的。中国画已不复隋唐宋元绘画里的风流丽日、鱼跃鸢飞——在那些绘画里，哪怕是一窗梅影、一棹扁舟，都带着生命的感动。

　　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故宫博物院藏）——画史上知道作者姓名的最早画作，虽为人物画，但那画里，包罗着天地万象。韦羲说：“画里有日月山川，有人物神仙，有车马舟器，有鱼龙草木”，“一切绘画的品类都可以从这里生发”。于是，有风吹过树梢，让树枝与人物身上的衣缕飘带，以相同的韵律轻轻摆动，从而将人与树，从节奏上统一起来。

　　此后的人物画，植物不是作为人物事件的背景（如隋代展子虔《游春图》上，桃花、李花盛开，设色明艳，近六朝古法；唐代《明皇幸蜀图》，由于年代久远，色彩失真，许多植物已不可辨识，可识者有松树、木兰等），就是作为人物的衣饰（如唐代周昉《簪花仕女图》中仕女头上佩戴的硕大花朵）出现。

　　宋元以后，人开始退远，大江大河成为中国绘画的叙事主角（如五代范宽《溪山行旅图》，千仞峭壁上可见成丛的灌木，溪谷两岸有树干挺直的杉类，还有粗干短茎的阔叶树等；宋代刘松年《四景山水图》，岸上有松、梧桐、垂柳、梅，水中有荷、香蒲），而山水花鸟，也犹如特写镜头，被放大成画面的主体。这微观的描述，与山水画的宏大叙事形成反差，又彼此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