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雄安到整个京津冀地区都将是我国下一阶段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区域，城镇化高速发展带来的人口迁移，关系到民俗文化的命运。村落原有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人口结构和人际社会的变迁，使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形态也面临着空间和人员的变动，而这些代代相传的民俗文化往往是依靠血缘、亲缘和地缘维系传承的。在其他地区的调查也表明，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大幅度倒挂等问题会直接引发民间艺术传承土壤的丢失，而这或将成为新区建设对民俗文化的主要威胁。

　　以传统曲艺为例，地方曲种的生存主要依靠同一文化背景、特定方言语境下相对稳定的听众人群的存在。例如，王派西河大鼓传承人赵连方在家中开设了连方书场，虽地处雄县县城较为冷僻的内街居民区，但多年来一直有居住在周边、较为稳定的听客光顾，以“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的传统方式经营。虽然他也在探索通过网络直播等方式扩大曲种影响、留住兴趣人群，但如果书场搬迁或周边环境大幅度改变，原有的稳定客源就可能受损，仅靠网络直播恐怕难以维持。

　　有些民俗文化传承的载体是行会组织，这些行会也主要依托地缘而生。雄安地区有许多以村镇为组织范围的传统音乐会、传统武术会，目前虽有不同程度的传承危机，但仍旧以活态形式存在。如果行会成员的居住地发生迁移、分散，现有组织就更难以维系了。比如，鹰爪翻子拳传承人陈桂学目前开馆传武，徒弟也主要是周边百姓，对地缘有极强的依赖性。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包含了对文化生活的极大需求，而源自传统、兴盛于民间的民俗文化是许多人亲情与乡愁的寄托，这些无疑是雄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文化不应走“先濒危，再抢救”的被动保护途径，而应谋划“先扶持，再振兴”的主动发展之路。笔者建议，大到文化生态保护区，小到保护、传习、展示结合的生态博物馆、传统文化中心，整体性保护理念应在新区建设中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