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滥用》涉及了当代美学中多个重要的问题，包括美与艺术的哲学定义、前卫艺术的再探讨、美与美化、内在美与外在美、美与政治、美与崇高等。丹托在1964年发表了《艺术世界》一文之后，逐渐建立起了一套个人化的理论体系，主要用以阐释当代观念艺术以及“后历史”时代的艺术审美。[11]从哲学上看，丹托沿袭了黑格尔的美学思想，认为艺术和宗教一样，在经历了自我提升和自我实现之后，便将为最高形式的“理念”所取代，从而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12]丹托对黑格尔理论的发展则主要表现为他将这种理论与后现代语境紧密结合起来并试图用分析哲学的方法论阐释1960年以后盛行于美国的波普艺术。假若我们试图梳理丹托的著作为其思想脉络，则可发现《美的滥用》沿袭了《寻常物的嬗变》（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onplace, 1981）、《艺术的终结之后》（1997）等多种文献的思维逻辑，其中还有不少重复赘述的地方。但在这本著作中，丹托特别地将靶心对准了希基预言的“美的回归”，书中导言部分便开宗明义地写道：
事情开始在20世纪90年代有所改变。受人尊敬的艺术批评家戴夫·希基很有挑衅地宣布美是那十年的决定性问题，这个观点很受欢迎，认为是一个让人激动的思想。我的感觉是它之所以激动，与其说是因为美本身，不如说因为美代表着某种曾经几乎消失掉的东西……即享乐和愉悦。1993年，当希基的论文发表时，艺术已经历一种剧烈的政治化时期……希基的预言没有成功。发生的事情与其说是艺术家在追求美，不如说是批评家和策展人受到希基的启发，认为另眼看美恰逢其时，于是通过一系列的展览和会议，以追求美的观念。[13]
丹托认为希基的预言没有成功，但这并不代表当代艺术不再追求美了，而是要求我们“另眼看美”。在丹托看来，“反美”也是一种审美角度，它不仅已经成为现代主义与历史前卫主义[14]的传统，还将继续在后现代的艺术创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美的滥用》中，作者大致阐释了艺术史中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指涉的是一战期间萌发于苏黎世地区的达达主义运动。艺术家以插科打诨的方式，对美进行戏仿与挑衅。在对美的放逐中，他们想要实现的是一种艺术家面对残酷战争的社会姿态。自席勒以来，“美”和“美育”号称能以净化心灵的方式介入政治的维度，构建社会的和谐。[15]然而讽刺的是，20世纪极权主义的诞生与欧洲各国之间大大小小的战争，使艺术家彻底看清了美已经沦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在普遍的怀疑与悲观中，达达主义试图通过对美的消解来实现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批判。正如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在回忆中所言：“我们陷入一场崩溃之中，经历了所有的讥讽和羞辱，而这一切却对我们表现为正义、真实以及美。我那一阶段的作品创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吸引人们，而是人们发出尖叫。”[16]由此，艺术的任务转变了：从发掘提升现实中的美变成了揭露社会制度的伪善。在此基础上，当代艺术中爆发了一种丹托所称的“恐美症”（Kalliphobia）——之所以用这样一个临床术语，其用意就在于说明原本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追求（美）居然在特殊的政治氛围中成了艺术创作的病症。[17]而对“美”的反叛就成为了“艺术家脱离他们所轻蔑的社会的手段。”[18]从1922年的柏林达达运动到苏联社会现实主义运动，20世纪的艺术史远不是现代主义的历史，而先锋派艺术成为了社会政治批判真正的“先锋”。丹托例举了达达运动中最为著名的艺术家杜尚(Marcel Duchamp)的《L.H.O.O.Q》：
如果说通过滥用伟大艺术而达到滥用美的举动，我想最生动的例子当属杜尚1919年的作品。他在蒙娜丽莎明信片上画上了小胡子，而且在那件最伟大的典范艺术的下面，写了一句温和的猥亵话。这件作品和杜尚的每一件作品一样，引起了激烈的、相互矛盾的阐释，但我想把它看成是一种历史路标，反映某种态度的深刻变化，它呼吁一种历史的阐释。[19]
丹托举出杜尚这件作品的例子，意在阐明达达艺术如何通过对经典美的亵渎来解构那些优美的关于艺术的陈词滥调。而正如前文所述，达达主义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举动，不仅是艺术史内部的变革，更是艺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反抗。
在《美的滥用》中举出的第二个阶段，丹托谈到了是后现代语境中的“恶心艺术”和“卑贱艺术”。他例举了英国艺术家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的例子——这位艺术家将死去的动物做成标本，将成千上万只苍蝇做成艺术品，将腐烂在牛头上的蛆虫放在玻璃展柜中……观众实在无法把这些也看成是美的，正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所言，恶心“是一种美学上无法挽救的特性”[20]。但赫斯特的成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当代艺术的美学价值，我们承认他的作品是艺术，“这表明我们如今早已远离18世纪的美学观念，也表明‘难以驾驭’的前卫艺术已经取得了多么全面的胜利。”[21]然而，即便是这样的艺术，同样有理论家言之凿凿地为其辩护。丹托引用了法国批评家让·克莱尔（Jean Clair）的观点，认为“恶心”打开了当代艺术新的审美范畴。我们不再因为艺术作品不美就不再欣赏它们，相反，我们还要用开放的美学视野来接受那些让我们反感的事物。可见，从“不美的艺术”到“恶心的艺术”，我们不仅体会到了什么是“艺术的终结”，还深深感受到当代艺术对普通人身心愉悦的谋杀与趣味的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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