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永江作品 草书斗方

　　明确技法

　　以“道”贯穿书法教学

　　多年的教学生涯让汪永江深知教育的深层作用，他把书法教育作为民族文化复兴的一条重要途径，书法教师则有其必要的社会担当。“书法教师首先要回归教育家的立场，书法教育的重点在于成教化，助人伦。通过书法教育育人，以学生的心性培养为核心。书法教材要超越形而下的技巧解析，传播传统文化之道，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体现人文关怀。”

　　关于书法这一学科，汪永江将它纳入到了传统人文教育的大背景中。他认为：“传统书法文化的根本是国学，按照马一浮先生的国学观，‘笔法即是礼，气韵即是乐’。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是以儒学为本，‘以六艺赅摄一切学术’，礼乐教化是传统文化的源泉。不同的文化形态多元存在，皆为六艺的支流。六艺之教是人的内在道德自觉与精神支柱，任何艺文形式的思想内容都是国学。” 在传统文化教育当中，书法家的文化修养及其艺术观念与其艺术风格面貌之间是内外关系，内有所思，外有所形，形式是内容的必然选择。

　　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汪永江习惯于解析技法形式原理，并以之对照古代书论中的相关观点，来印证经典作品风格形态成因。在汪永江看来，学书是体“道”的过程，形而下层面的“术”与形而上层面的“道”之间，则通过法度来沟通，使“道”能够具体落地成形。

　　深入经典

　　在大草的天地游刃有余

　　当代书坛，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汪永江将之归纳总结为三个类型：其一，传统型书法，不仅强调艺术书法，更注重与人品、人文不可分割，艺以明道。其二，泛传统型书法，这是传统书法的变异形态，强调中西合璧，视书法为抽象艺术，运用点、线、面——抽象绘画的基本造型语言，强调视觉张力（冲击力），认为书法是独立于人品之外的，反对由人品及书品。其三，非传统型书法，在本质上介于书法与非书法之间，是近现代书法发展的极端变异形式，所谓实验书法，只抽取书法的工具材料、汉字结构与书写性，创作观念完全来自于西方现代艺术思潮，与传统中国书法几乎失去了联系。

　　至于他本人应该归入哪一类型？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找到答案。在诸体书法中，汪永江对于草书（尤其是大草）最为钟情。大草又称狂草，由唐代张旭、怀素等人继承魏晋以来的小草创造而成，这种书体基本抛开了文字本身的可读性和实用性，是一种近乎纯粹的艺术创作。汪永江认为：“大草是最具有想象力，最有发挥余地的书体，其造型理念在结构与解构之间，其书写状态在高度感性与高度理性之间，其节奏变化起承转合，大开大合，突变多于渐变，其空间展开聚散幅度大，空间整合意识强”。

　　正因为此，大草也是诸体书法当中最难的一种，自古以来一流的大草高手可谓屈指可数。而且稍有不慎，就会堕入脱离法度的“自由体”。在常年的教学和实践当中，历代草书经典早已进入汪永江的“骨髓”，在深入理解、掌握古人法度的基础上，汪永江的大草创作得以在法度和性情之间找到理想的平衡。

　　其次，是在大草创作中协调理性与激情。相较于篆书、楷书等静态书体，大草是最具动态的书体，可以说是书法中“动”的极点。因此，大草创作多是若迫于事，一路大呼小叫、醉步狂奔而脚不生根，满纸只见潦草轻率，不能沉稳坚毅。汪永江则努力在创作中保持冷静、理性而又充满激情，其基础就在于对草法把握的程度。“在掌握草法的基础上，理性地驾驭大草的变化，但不是破坏古法”。因此，汪永江的大草作品，有着明显的传统色彩，处处透露着历代经典书法的影子；既能感受到他充足的创作热情，又有足够的理性控制和协调。因此，我们似乎不能用某一种类型来概况汪永江的书法，只能从中领略到蕴藏的古典的韵味，和美好的心性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