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 临《阁帖》 26.5×202.5cm 1647年 广东省博物馆藏

　　临摹中的字样改变

　　王铎在临摹时常常改变范本的字样。字样就是一个字的基本结构，它的部首和搭配方式。以临摹《兰亭序》为例，在17世纪20-30年代，王铎留下了4件临作，分别收藏于吉林、绍兴、东京与美国。大致一看不会有什么发现，但若将所有的字样和《兰亭序》作一比较，问题就出现了。

　　王铎为什么要改？这是因为他认为王羲之有许多字都写错了。在为篆刻家司马巍写的《释汉篆字画文》中，王铎写道：“羲、献不过姿之秀婉耳，画不知古也，未之学也。”在一件临摹郗愔书法的题跋中也说：“书未宗晋，终入野道。必又参之篆籀隶书之法，正其讹画。”

　　王羲之是俗书的推行者，在南齐庾元威《论书》里面说：“不依羲、献妙迹，不逐陶、葛名方。”同样，颜之推也说过：“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在这个意义上，韩愈讲“羲之俗书趁姿媚”说的也是他的俗字。

　　从1643年开始，王铎开始接触汉碑，在《乙瑛碑》的题跋中，他强调“隶法本篆，根矩宣王《石鼓》”；1644年，他题《尹宙碑》“淳朴遒逸，篆法黎然”，都是针对隶书中的篆书字形而言。隶书从篆书出，它的结构有一套严格的文字学上的规矩。

　　王铎的文字学著作《字牖》，编纂的目的在于“盖俗字、野字、吏书、商贾字、及演义传奇一种邪书，浸淫以夺正体。”在1646年《致戴明说》中，王铎再次写道：“《六书故》说文字皆有稽，所谓野字、吏书、市巷方言、稗官小说、僧道，稽诸经史，腓痹之疣耳。”王铎的出发点，是希望文字能够回到一个纯正的轨道上来。而具体的方法，则是以楷书或隶书的用笔，写篆字的结构，当时人称王铎写的是“奇字”。

　　正因为如此，在临摹时，他不惜将古人法帖的字样进行修改。由于王铎的时代文字学研究的水平不高，在乾嘉以前，整个文字学的研究成果不足以支撑王铎的愿望，最终不免也有许多错误。不管如何，王铎的临作因为将字样改为古体，而增加了陌生感，也多了趣味性。

　　临作中的割裂与杂糅

　　王铎临帖，多有割裂原帖的上下文，将诸帖杂糅的情况。此次杭州的王铎大展前，有不少媒体用了王铎作品“到杭州”中的一段话，用以证明他曾经来过杭州。但是这幅作品并不是王铎的自作文，而是临摹了收录在名为《颜柳白米》的宋代刻帖中白居易的字，国家博物馆藏有拓本。这件作品和原帖比较，你会发现少了很多字，“……到杭州已逾（岁）时，（公私）稍暇，守愚养拙，聊以遣，（恃在掖垣时），每承欢眷，拜谒（未期）……”王铎临帖漏字是常有的事情，但主要发生在立轴，手卷和册页很少见。

　　我曾对近300件王铎临作做过统计，但凡是悲、哀、恸、痛、毒等这一类型的字，他的立轴临摹作品就会将这个段落删除，这造成了文句的完全割裂。王铎一生临摹了众多法帖，但王羲之《奄至帖》《嫂弃背再周帖》《兄灵柩帖》，谢安《每念帖》等忌讳字极多的法帖，在其传世临摹作品中也从未出现过。

　　临作中诸帖杂糅还有一个原因，与王铎的背临有关。在背临时我们时常发生串记。比如他临摹褚遂良的帖，在“即日遂良”这个地方，突然串到下文的“即日蒙恩”。另一件临作则因为都有“散骑”二字，便直接从王羲之《小园子帖》跳到了王献之《阮新妇帖》。这种情况必然在临时写字应酬，背临自己熟悉的法帖片段时才会发生。

　　虽然我们有各种合理的推测，但王铎的作品调整了我们观看书作的习惯。通常看一件作品，下意识都会读一读，但是王铎这些脱离上下文的文本编织在一起的作品，书写全脱离了文学的意义，而成为纯粹的视觉性的东西。文学上的无意义，恰恰是王铎带来的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