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回想这二三十年画访文化名人故居，确有一些难忘的印象和故事。

　　1995年2月一天，北影的潘文展叔叔来作客跟我父亲聊天，回忆起上世纪五十年代参加文化部工作队到山西跟赵树理一同待了三个月的经历：赵树理睡的土炕积着一层土，他老是睡老乡家……赵树理穿一身粗布中山装，挎包上拴着一个茶缸……一次跟赵树理下乡，他看到自己碗里有肉，筷子一撂，问队干部，现在乡亲们吃甚……我边听边想，这个作家跟我想象的作家不大一样。后来听老舍女儿舒立讲，去她家的文人多是西服革履，唯独赵树理，脚上一双家制黑布鞋，衣服皱巴巴，头上的布帽子也是软塌塌的，活脱脱一个老农民！

　　也许就因为他的土，让我看到人性的纯朴，便有了画访赵树理故居的冲动。于是，我坐火车到侯马，又换长途汽车到沁水，一路打听来到晋南太行山下沁水河边的尉迟村。

　　在村口遇到一位叫韩如美的老汉，他带我到赵树理家：“我跟老赵可好哩，他还在我家开过会呢……”

　　赵树理的家是一座土灰色大宅院，乾隆年间盖起来的。没想到我见到了赵树理的妹妹翠花大娘。她快八十岁了，一见我可亲热了，也没问我叫什么、从哪儿来，就拉着我的手往屋里让。天黑了，大娘说“不走了”，他哥哥就是“走到哪儿黑到哪儿”。大娘的儿子儿媳从地里收工回来，我们一起围着炕桌喝着用“沁州黄”熬的小米粥，听大娘讲她哥哥，小时候教过她用蓖麻烤出油做饭，哥哥什么活计都能干，盘炕、编筐、打窑、扬场……就连她的鞋样都是哥哥给铰的；那年哥哥劝她入社，还跑到县城把工作的外甥叫回家务农；外甥女出嫁，哥哥不让收彩礼，出嫁那天，亲自吹起唢呐把外甥女送到婆家；哥哥每次回来，村里人可亲近他了，村干部来和他谈工作，姑娘娃儿喜欢听他吹拉弹唱，谁家吵嘴打架找他评理论短长，就连哪个老人闹病也来找他想想法……我欢喜地听着，觉得二黑、小芹、三仙姑、二诸葛、李有才、福贵、铁锁、金生们就是这样说着笑着、哭着闹着走进他的小说的。

　　那晚，我睡在了赵树理家。

　　2003年6月，我再访尉迟村。赵树理故居大门上了锁，村里人说，翠花大娘三年前走了。

　　从文化名人故居也能读出性格。

　　诗人牛汉的书房，印象深的不是书架上满满的书，而是几块摆在书桌上随手就能摸到的石头。在我看来，它们表面粗粝，形状也不漂亮，至少我是看不上眼的。为什么他喜爱它们？他和它们之间有着什么通感吗？

　　在我接触过的文化名人中，牛汉有点儿特别，他经历过战争、流亡、饥饿、囚禁、发配改造……和他握手时，他手心儿的老茧又糙又硬，那该是被苦难磨砺过的。

　　那时他快九十岁了，走路已经拖地，但腰板儿没弯；近一米九的体态，在窄小的书房里更显高岸，就连他为书打制的书架，也是立着地、顶着天。

　　关于石头，他讲了这样一段话：它们坚硬，经得住埋没；它们沉默，耐得住寂寞；它们遇到打击，会迸发出火光！他又说自己：“我的性格是顽强而不驯服的。越打击我，越要抗争，写出有血性、有个性的诗。”“没有个性还是人吗？还能写诗吗？” 他喜欢梵高，我觉到那些石头上的纹路与梵高的笔触有着相近的性格。但他也有柔软的一面。听他讲雪峰、吕荧、路翎……讲起祖母和童年，便看到他眼眶里泪花一闪一闪的。他写过一只叫“小白”的狗，怀念在咸宁五七干校时和它患难中的情谊……

　　2013 年9月19日，牛汉辞世。我去他家吊唁，看到诗人遗像旁，那几块石头仍陪伴着他。

　　从文化名人故居还能看到命运对人的拨弄。

　　我画过老作家萧乾最后的家——就在北京复兴门外木樨地一座高层居民楼里。是在他老了、之前搬了十几次家后最终的栖居地。他就是在这儿和夫人文洁若翻译了《尤利西斯》。

　　他家隔街对面是有名的部长楼，姚雪垠、丁玲、胡风、陈荒煤等也都住那儿。按萧乾的文学地位和中央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住部长楼也够格。有关部门曾想给他调房，他不干，说“有个能吃饭，能睡觉，能干活的地界儿，就行了！”这话很合他的品性，你看他脸上老是漾着知足常乐的笑意。不过他家东西太多，杂乱拥挤，他在一米来宽的阳台犄角夹了个小书桌，取名“太阳间”。这大概是我画过的最小的书房。

　　上世纪七十年代，萧乾要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他预感自己那个挂着破帘子的家快保不住了，走前骑车带着幼子小桐去香山玩儿。在半山上，他搂着孩子，父子俩遥望着灰云下的北京城，留下一段对话：

　　“爸爸，咱们还会有家吗？”

　　“会的。而且还会有个很好的家，一个再也不用搬的家。”

　　他说他这么宽慰着孩子，心里其实十分茫然。

　　等他返城，东城区门楼胡同那间小屋里，大人带孩子已经挤了好几口人，房管所一位好心的副所长，帮他将旁边的门洞两头堵上，才有了他睡觉的窝。后来我去门楼胡同找到那个破败的杂院，画下他那个门洞的窝。

　　我又想到京城八道湾鲁迅和周作人的故居。

　　张中行先生讲过：“我跟鲁迅先生不熟，周作人那儿常去。到他那儿，两把硬椅子他坐一把我坐一把。他嘴里说出的话与笔下的完全一致，完全是用平常话表情达意……”还有一次，听记者出身的陈宗舜说起周作人。1967年2月的一天，他心血来潮，想借外调之名访一访一直萦绕心头的周作人。周作人独住院落中的最后一个院子，他看到屋内北侧的一张床上躺着一位与鲁迅有几分相似的长者。周见他进来，便从床上坐起，半倚床头，紧闭双目，似乎在等待他的发问。他呢，装模作样地打开随身带的小本子，问道：“你为什么参加伪政府组织？”只是片刻沉默，便突现一个让他大感意外的情景：周作人似乎用尽全身之力，猛然掀开被子，再掀开上衣，露出肚皮，指着上面的疤痕对他吼道：“我不是汉奸！”之后，就是一长串很难听懂的绍兴话，大意是那伤疤是日本特务开枪打的。周很快恢复平静，依旧倚床闭目，等待再问，只可惜他已经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下面的谈话了。三个月后，周作人死了。他说感谢周作人给他的那一声大吼，把他吼到历史矿藏的深处，刺激他后来一直在寻觅一块块深埋的宝藏。

　　由此想到历史的诡异和人性的复杂。我们在评价臧否一个人时，容易非黑即白，非好人即坏人。其实历史也好，个人也罢，有时不是这样简单的。

　　三

　　在我画访过的文化名人故居里，有的已经没有了，如北京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诗人臧克家故居、东总布胡同中国作家协会的宿舍、天津李叔同故居……

　　1997年，我在俄罗斯图拉州画访托尔斯泰故居。看到他住过的房子、他走过的林间小路、他坐过的白桦木椅、庄园的池塘、远处他耕种过的坡地，都还像一百多年前一样。在圣彼得堡，我画访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凭窗能看到他作品里出现过的教堂，听见“当——当”的钟声。《罪与罚》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租住的阁楼、他走过的叶卡捷琳娜运河上的科库什金桥、老太婆的房子，和拉斯科尔尼科夫决定杀人，又在那里下跪亲吻土地以示忏悔的干草垛广场等等，小说中描述的场景，至今依旧都在。有文学朝圣者就从铁匠铺街的作家故居出发，沿着拉斯科尔尼科夫走过的路线，寻找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穷人、可怜人、白日梦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失败者、畸零者们仍在这座城市里四处游荡的灵魂。

　　再说说我画访的这些文化名人故居写生，尺幅都不大，大部分是用铅笔、钢笔和毛笔画的。现在看，觉得每一幅都是用心画的，不可重复的。几乎每一幅也都有可说的故事。另外，这些故居写生曾得到一些文化名人的肯定。我至今珍藏着严文井、范敬宜、季羡林、冯亦代、叶君健、袁鹰、屠岸等先生的题词或信件。如柯灵先生所写：“作家的乡愁的创作意念很有意思，画也极富意趣。出书时如每幅能配上一段简朴而耐读的，就更好了……”我感念他们。

　　画访文化名人故居让我获益良多。我会在这条路上继续边走边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