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助修复 提箱日行千里

　　从打出第一通电话开始，到成功约到樊再轩采访，笔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9月初到10月中旬，樊再轩没有回过敦煌。

　　2009年，“国家古代壁画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立，敦煌研究院是主要组建单位之一。

　　在那之前，樊再轩等莫高窟修复人员就开始了“四处漂泊”的日子。他们往来于寺庙、墓葬、博物馆，为西北、东南、西南各地的遗址保护提供技术支撑。

　　由于环境、质地、绘画材料和病害的不同，每一个修复现场，樊再轩都要从零开始，调查评估、筛选材料、琢磨工艺，进行现场实验。

　　2001年，敦煌研究院承担了西藏萨迦寺、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三处寺院壁画的保护修复任务，樊再轩是主要参与者之一。

　　与莫高窟的墙体不同，三大寺院的壁画墙体分为夯土墙、块石墙和轻质墙三种。壁画病害中，空鼓壁画面积占到四分之三左右。

　　2002年，修复人员进驻拉萨，经过数次的会议研讨，选定布达拉宫的无量寿佛殿为块石墙体试验区，东大殿作为夯土墙体试验区，来验证两种不同墙体典型空鼓壁画的加固效果。

　　无量寿佛殿北壁西侧上部，一块4平方米左右的壁画成了空鼓的重灾区，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剥离。为了尽量减少对试验区完好壁画的破坏，修复人员在这块区域的破损处使用了内窥镜，观察到前人修复的痕迹——环氧树脂和玻璃纤维的存在。但此时的墙体、地仗层和修复材料已经完全分离。

　　东大殿西壁北侧的壁画空鼓有所不同，病害并没有想象中严重，虽然用手敲击时，会发出“咚咚”声，但壁画并没有完全离开墙体。

　　由于夯土层和地仗层中存在一层失去内聚力的疏松软土层，壁画呈现出空鼓感。

　　基于表现特征的差异，修复人员用不同的方法灌浆加固：无量寿佛殿结合了点状灌浆与锚固；东大殿的空鼓壁画用渗透加固和锚固辅助进行。

　　“看上去都是空鼓，但就像有的感冒是病毒性的，有的感冒是热伤风，病因不同，症状也不一样，查清楚有什么具体表现，才能有的放矢。”樊再轩说。

　　历时14年，敦煌研究院完成了西藏萨迦寺、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壁画的保护工程。加上阿里古格遗址、日喀则夏鲁寺壁画项目，累计修复了各类病害壁画8800余平方米，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壁画的原貌。

　　这一工程只是樊再轩参与过的修复项目中的一个，“工程中心”成立后，他接手的任务更多了，河北、内蒙古、浙江、新疆、四川等地，都成为了临时的工作地点，其中仅大型项目就有十多个。

　　“我现在在重庆大足石刻做试验，刚结束，明天去下一个工作地点，整个九月都在外面，特别忙，没时间，你等下个月再联系我吧。”9月初，电话里的樊再轩这样答复。

　　为了保证材料的最佳施工环境，壁画修复工作通常集中在每年的5月到10月。

　　在樊再轩的办公室里，他向笔者展示了最重要的“行头”——一个棕色的手提箱，里面散落着注射器、胶管、修复刀，还有一个个装满材料的小瓶子。

　　“这箱子跟着我跑了大半个中国，里面又是针又是刀，我出门要记得带单位的介绍信，要不乘飞机坐火车的，安检过不了啊！”樊再轩说。

　　一年中的250天左右，樊再轩都处于出差状态。

　　匠心传承 永做敦煌子民

　　和所有的父亲一样，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樊再轩都要抽出时间，关心孩子的学业和前程。

　　他的女儿今年24岁，正在准备深造。她申请的研究生专业让樊再轩夫妻有点意外——博物馆学。

　　“我和妻子从来没有干涉过女儿的专业选择，想学什么，都是她自己做主，不强迫接班。但孩子学了博物馆学，未来从事的职业肯定也和文物保护有关系，我挺欣慰的，感觉我们的事业有了传承人。”樊再轩说。

　　樊再轩和妻子是在莫高窟结缘的。那时因为环境闭塞，距离城区较远，加上单位里的男女比例有些失调，樊再轩等男青年的婚姻问题迟迟未能解决。

　　后来，随着游人的增多，莫高窟招聘了一批女讲解员，促成了好几对夫妻，其中就包括樊再轩夫妇。

　　1993年，樊再轩的女儿出生。

　　“她从十三四岁开始，成了莫高窟的常客，不上课的时候就过来玩，在石窟那里跑来跑去，壁画里是什么故事、上面画的是谁，不懂就到处问，同事都愿意给她讲讲，久而久之，都能当个小讲解员了。”樊再轩笑着说。

　　或许就在这个时候，华彩缤纷的经变画、眉目低垂的菩萨像与生动鲜活的耕织图在小女孩心中烙下了奇幻的斑斓。

　　少时埋下的热爱，十年后破土而出。

　　“仔细想来，我完全能理解她的选择。莫高窟和别的旅游景点不一样，你来了，就会爱上这里。爱上这里，你自然而然就想做相关的研究了。”樊再轩说。

　　女儿幼年时，樊再轩本人曾受到高薪延揽，但最终他还是回到了这里。

　　1994年至1996年期间，樊再轩被派往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研习修复技术。在日期间，数家文物修复单位伸出橄榄枝，月薪最高开到了50万日元，希望他带着家人，办理移民。

　　日本的文物保护也一直算是体面、优越的行业，留在日本，不仅可以获得翻倍薪资，还能享受独立的实验室，接触到众多闻所未闻的设备。

　　当时樊再轩在敦煌的月工资只有1000元人民币，作为三口之家的丈夫、父亲，一名壁画修复者，离开不仅意味着获得更富足的家庭生活，也意味着更优越的研究条件。

　　完成学业后，樊再轩婉拒了所有邀请，登上了回国的飞机。

　　就像莫高窟经变画上的修行者，面对重重试炼，心怀笃定，毫不动摇。

　　“没什么好后悔的，研究院派我出国是去学习经验技术的，学完了，自然要回来。莫高窟就是我的家，有好的机会就出趟远门，取取经，但千好万好不如家好，人啊，总是要回家的。”樊再轩说。

　　樊再轩觉得，莫高窟仿佛有种魔力，来了，看到几个世纪前的精美壁画，就会沉浸其中，再也离不开了。

　　谈到对于人生的规划，樊再轩并没有说出什么激动人心的豪言壮语，他只希望，能够在辗转各地的出差间隙，每年抽出两三个月，静下心来，带着徒弟、学生，继续一片片修复莫高窟破损的壁画，或许有一天，能带着女儿、带着孙辈，几代人一起做下去。

　　这是一名老修复师的期待与崇信。

　　前秦建元二年，僧人乐尊途经敦煌，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俯身立拜，发下宏愿。

　　他历经磨难，于岩壁之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

　　自诞生之日起，莫高窟从来不缺少关于信仰的故事。

　　僧侣、信众、供养人、画家、雕塑家、修复师……492个洞窟，千百年来迎接了无数的驻足者，他们朝拜，他们供奉，他们描绘，他们守望，他们终其一生，至死不悔。

　　樊再轩说：“壁画修复没有捷径，只能依靠人力，一厘米一厘米地处理。”

　　樊再轩说：“作为一名修复者，我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同毁灭抗争，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

　　樊再轩说：“修复工作做好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继续欣赏前人创造的艺术奇迹。”

　　樊再轩说：“坚守敦煌的艺术事业，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我们整个敦煌研究院的传统，从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开始，大家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能让敦煌的珍品再受损毁。”

　　樊再轩说：“从拿起修复刀的那一刻起，我永远是敦煌的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