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吾师

　　在中央美院学习时，我主修人物画，也跟着专攻山水画的李可染老师学习。老师的绘画思想、治学理念对我影响很大，这让我对山水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多次有过转向山水画的想法，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老师颇为惋惜。

　　改革开放以后，我对艺术方向有了新的思考，希望寻求新的突破。1985年，我参加《五岳三山今古风情联展》，画了一批山水画。老师看了非常高兴，说：“没想到这么多年，你的山水画还没有丢。你的山水画得不错，特别是用笔用线，都很好。”这对我是巨大的鼓励和肯定。但要彻底放弃已经颇有成就的人物画，转型到山水画，我还是有些踌躇。是老师的猝然离世让我下定了转型的决心。

　　记得在老师去世的前三天，我和老师有过一次很长的谈话。他十分关注中国山水画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有很多想法想要付诸实践。然而，三天后，老师溘然长逝，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我非常悲痛。

　　老师的后事是由我和几位同学操办的。在给老师换寿袜时，我发现老师少了三根脚趾，这让我非常震惊。后来我了解到，老师因为脚趾重叠不适合爬山，为了能继续深入生活采风写生，在70岁时，老师不顾医生劝阻，截掉了三个脚趾头。为了山水画，老师用这双残缺不全的脚，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老师70岁时还有如此毅力和壮志，这种对艺术执著奉献的精神，让我肃然起敬，对我触动也非常大。我自问，自己才50岁，有什么事情是不敢尝试的？老师一辈子都在为山水画的发展殚精竭虑，他还有很多未竟之志。作为他的学生，我必须要继承老师的遗志，把他未竟的事业继续坚持做下去。

　　老师去世后，中国画研究院召集了相关学者，对他的艺术思想进行整理研究，准备编写成书，集中展现老师的艺术主张、艺术思想。这本书由我牵头，在老师逝世一周年前，如期完成。

　　1990年，我离开服务了28年的海军，调入中国画研究院，负责研究方面的工作。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我和研究部的同志们一起确定了以刊物出版带动研究的方案，推出了三本刊物：《中国画研究画刊》、《中国画研究论丛》、《中国画研究院通讯》，使院里的研究工作得到较好的开展。

　　东方既白

　　在山水画变革方面，李可染老师的主张是“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使古老的山水画艺术获得了新的生命，将中国山水画引领到了一种新的高度、新的境界，同时，也挽回了晚清以来中国山水画发展的颓势。

　　1986年，随着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有人对中国画失去了信心，甚至认为中国画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这一年，老师带领我们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中国画研讨会。研讨会的召开，有正本清源的作用和目的。老师用“东方既白”四个字，表达了他对于传统艺术的认知和自信。他认为，中国画是蒙尘的明珠，中国画水平是很高的。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华民族的崛起，东方文艺复兴的曙光一定会到来，中国画会在世界上占据应有的地位。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为了延续老师的艺术精神和艺术理念，1998年，李可染艺术基金会成立，我担任了基金会的副理事长。基金会开展的第一个活动，就是举办“中国山水画、油画风景画比较展”。展览的目的，是通过中西绘画艺术的对比，来展示中国山水画的魅力和旺盛的生命力。这个展览在当时是少有的既有策划，又有思想和学术主张的展览。展出的画作质量很高，当时有名的画家都几次换画，让展览达到最佳水平。展览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