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写作，我发现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在于跨界杂糅、整合引领。它以考古学为根基，试图熔文物、历史、文学、艺术于一炉，整合与铜镜相关的各类资料，有点像我小时候在家乡洛阳吃的烩菜。这种文体看似信手拈来，实为捉襟见肘，需反复锤炼才行。

　　有人问我是如何走上铜镜研究之路的？其实，这完全是一种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由天时、地利、人和三种因素促成。具体而言，一是天时。我最早接触铜镜实物是在1986年暑假，当时我在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158厂考古工地实习，参加了汉墓的发掘工作。在一些汉墓中，清理出铸造精美的铜镜，大多是日光镜、昭明镜。1996年，我跟随蔡运章先生编纂《洛阳铜镜研究》。由于种种原因，当时书没能出版，但我发表了一篇关于洛阳金村东周墓出土铜镜的论文。2010年，我将未能出版的铜镜书稿、资料从洛阳全部运回北京。2013年，与同道历经三年辛勤耕耘，《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出版。2017年，《鉴若长河》问世。回首30多年来，在有意无意之间，我能多次与铜镜结缘，并陆续有学术成果呈现，感到很幸运，也非常珍惜这些难得的机会。

　　二是地利。我出生、成长皆在古都洛阳，工作之后经常会遇到铜镜资料。特别是2012年年底，当我从北京回到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时，在文物库房内细致观摩并拍摄了一百多面战国至宋元时期的铜镜标本，真是大饱眼福。十三朝古都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国国家博物馆丰富的馆藏资源与宽广的学术平台，为我探究铜镜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地利之便。

　　三是人和。在铜镜研究过程中，四川大学霍巍与黄伟两位导师，中国国家博物馆铜镜专家孔祥星先生，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蔡运章、史家珍、程永建等先生的大力支持与热心帮助，成为我在铜镜探索征程中强有力的学术后盾。

　　对古人而言，铜镜具有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的含义，不仅能够映照容貌，而且能趋吉辟邪，譬喻德行。后人耳熟能详的是唐太宗李世民那段富有哲理的话：“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段话还被唐朝诗人白居易引入诗作《百炼镜》：“太宗常以人为镜，鉴古鉴今不鉴容。”总之，历史是一面镜子，镜子是一段凝固的历史，可照容颜变化，可鉴国家盛衰。

　　（作者：霍宏伟，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