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差异是“写实”与“写意”的对立吗？

　　关于“写实”和“写意”这对概念，有人把两者看成中西文化的对立，徐先生对此也曾有很多鞭辟入里的观点。回应错误的中西差异论，他说，“有人喜言中国艺术重神韵，西欧艺术重形象；不知形象与神韵，均为技法；神者，乃形象之精华；韵者，乃形象之变态。能精于形象，自不难求得神韵。希腊2500年前之巴特农神庙上的浮雕韵律，何等高妙！故说西洋美术无韵，乃不通之论。”谈写实与写意的关系时，他说过，“吾标榜写实主义，浅学者多感其难。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中国绘画……保有写实精神为多……因为有写实功夫，方作得到空而能灵，否则便成空虚，所以只要保持写实精神，可不必问时代！”

　　不难看出，徐悲鸿先生是以写实求意，与古典画论的“以形写神”“度物象而取其真”等追求异曲同工，但也应当强调，写意固然要紧，但徐悲鸿的艺术观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写实门槛的，不是未走先跑、先射箭再画靶子的。今天的写实绘画成了画照片、画细节的代名词，写意画又成了行动派、抽象表现派在中国的附体。这一切问题的解决，还是要回到徐悲鸿最重要的遗产——“直接师法造化”里去解决。

　　“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徐悲鸿先生并非是任性之流，他的观点常常是他自己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来的，在二十多岁时就能在当时的中国力排众议、力挽狂澜，向国人介绍中欧画坛巨匠及历史，以“直接师法造化”的纲领扭转了他眼中画坛的颓势，为今天的美术格局奠下房角的第一块磐石，于今天的中国文艺创作走向是决定性的。

　　我们今天惦记悲鸿先生，观看他的作品，咀嚼他的言论，回忆百年历程，从他那里继承些精神遗产，不是为了借尸还魂，援引他的言论为个人的创作立场争取背书、站台。而是借着徐悲鸿和他所处时代的慧眼，洗净铅华，重新得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为今天的艺术创作，为今天的文艺明志。他确实有一款灵丹妙药，不论哪个时代、哪个文化、哪个民族或是个人都用之不竭的遗产，一言以蔽之：“直接师法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