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生经过一个长时期的习书过程后，开始向“二爨”进军，显示出了明智和透悟。一般习书者，谨记取法乎上的训条，在名家笔下讨生活，这种程式是没有错的，只要跟着大家亦步亦趋，也能达到很高的水准，可是得来的这种面目，也终成为大路货一类，取得独特的造诣还是很难，这一信条也误了无数英雄。张平生立向于“二爨”，其明察之处在于自“二爨”生成直至清代绝少踵武者，即是当代的研习者，得其精蕴者毕竟寥寥。不是在趋之若鹜中求造诣，获得超越就有了宽阔的争取空间。从“二爨”的生成时代来看，正是中国书法处于隶楷之变的剧烈时期。任何一个伟大的书法家都不可能为中国的书法变革立起一个截然明显的标杆，所可能者只是靠了天才的继承和总结而突出于一般的书家。隶楷之变经过了长达五六百年的嬗变，到了盛唐而臻于峰巅，其间的隶楷杂呈，是一种旧法则的逐渐消退和新法则的逐步生长，是新生的楷质逐渐取代隶书因子的过程，其间没有神明的指示，艺术家只能靠摸索前进，新质与旧颜的转换，或多或少，都没有量的规定性。正由于此，成法一天天在破坏，异调一天天在凸现，变异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大特征。当今人立足于此，就大有文章可做，从横向取法及纵向取法上都提供了历史时限上的自由，源流包容的丰富性为当代书家开拓提供了自由。张平生立足在这里，所以说选择是明智的。就“二爨”自身来说，并不是一个类同的东西，称之为“二爨”只是一个粗疏便捷的称谓而已，其本身的差异从粗略的观望中就能得知。爨宝子碑诞生于公元405年，爨龙颜碑生成于公元458年，其间有半个世纪的书法演进，后者已与魏碑同流，超出爨宝子已远，所以二碑标示出隶楷之变的不同阶段。张平生站在这样一个历史空间之中，想引发出一些自己的东西来，只要本着一定的手法,获得成功要比追摹定型风格的书法流派似乎来得便捷和轻松。历史上的巅峰都是从平地上拔起的，绝不是飞来峰，王羲之、颜真卿生长的过程正是说明了这一点。跟着一种成熟而伟大的风格要化合成自己的面貌，比提炼一般风格而成为突出风格，难度要大得多了。张平生立足“二爨”一定出于这样的思考。

　　对于“二爨”，张平生并不是采用一种平均对待的办法，从他的书法创作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他更多地倾向于“大爨”，对历史过程中必然形成的这种书体，倾心地加以复述，深入到一定程度之后，逐步把它的风格特点加以浓化。“大爨”在楷化中笔法上方圆采用二元化的方式完成，为强化碑的端庄和严整，张平生突出了起笔的棱角感，放大了视觉的冲击效果，在辅助性笔划的表现上，使用了不经意的处理方法，将经意和不经意交织在一起，让审美客体在审美欣赏中受到的冲击度有一定的缓冲，从此而引发出新的审美感受。开张度的变化，同样是张平生追寻的艺术语言效果，对文字结构局部的极大夸张和收缩，以形成一种新型的结构形式，引发新的审美愉悦，尤其对一个相同文字的变异，如同雕塑家手中的泥巴，随心塑造，各有生态，贯注自我审美理念达到了一种稔熟的境地。

　　伴随张平生的深入思考，其“爨体”的创作在不断裂化，逐步推出一个“爨体”的风格系列来，各种书写之间都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区别，这种变异需要充沛的天赋来支撑。建筑材料是随处存在的，而奇特的建筑不是随处可见的。对自己这几种前行的路子，首先是谨守“爨体”的风格，创作中试图加大楷书的成份，端严之中透出灵动，凝重之中漫溢出一种童趣，两种不同的审美冲突通过笔锋化合在一起，由自然向天然过渡。谨守形式的变异，有了雄强的表述之后，他还在尝试创造一种清雅的类型来，这不仅仅靠锋颖的轻灵，更靠了心灵的纯真、笔道的舒张、结体的流动，如山泉般汩汩倾泻出来，予人以清爽雅宜的感受。我们伴随其笔画的行迹，可以品味到他在这种风格中加进的隶书意味更加多了起来，行笔摆动的韵律也一再强化，个别长划的应用，在通篇文字中更为抢眼，每个文字的个体意识都逐个进行了强化，而这种强化的落实又指使每一个笔划加以显现。走到这里，可以说张平生的每一根线都倾注了自己特有的审美意识。携带“爨体”向行书化走去，是张平生的一个重要实验，要读清他所藉用的行书材料，还不能有一个确指，这种前行的脚步毕竟是对古人的超越，一些表现个性的文字，已经能够经得起审美考验，反复玩味而无偏失之弊，有些已做到行的和谐，说明离成熟已经不是十分遥远了。

　　有了深入的功夫，有了深入的思考，张平生也正在做着从“二爨”中走出来的准备，像行书成份的渗透，表达出了这种强烈的愿望。从“二爨”诞生到现在，在总体缺乏继承和创新的境况下，张平生走出了一段很长的路程，已经引起了当代书坛的关注，当他不断吸纳化解新的营养，继续前行，一定有超出想象的收获。

　　简介

　　张平生，别署二爨堂，中国书法研究院艺术委员，中国艺术名家研究院常务理事，中国艺术学会常务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书法家协会第三届理事、第四届隶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甘肃书法院特聘书法家，甘肃张芝书法院特聘教授，甘肃省敦煌文艺奖（书法）专家评委，甘肃省诗词协会会员。（翟万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