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界遗产申报走向成熟，努力展现中国多元文化特色

　　如果我们以1985年至今每十年为一个阶段，从遗产数量、类型等方面，对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和混合遗产的文化部分）进行初步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的世界遗产申报的总体趋势。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世界遗产的理念还没有为大众所熟知。《世界遗产公约》本身源自西方语境，它的基本概念、术语直译出来，有时让人觉得生涩难懂，也不好记。在这些方面， 我们着实费了一番心思。比如，“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指导方针”这个术语，长而拗口，我们将其改为《操作指南》，使人更好记。“提交世界遗产申请文件”，我们将其改为“申遗”。这两个术语今天已被大众普遍接受。虽然都是一些小事，但在当时条件下，却能够帮助公众对世界遗产理念有一个简明的理解。

　　这一阶段，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中心也为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和管理提供了必要的援助和技术支持。包括慕田峪长城保护项目、敦煌壁画色彩分析和环境监测、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灾后抢险保护项目、大明宫保护项目、交河故城保护项目、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师培训等。

　　从1996年开始的第二个十年是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一个阶段。从国家到地方对世界遗产申报工作重视程度持续提升，对世界遗产申报工作的程序、标准和要求也逐渐熟悉。随着世界遗产在中国知名度的提升，一大批遗产地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出现游客人数激增的情况。这显著地带动了当地文化旅游的发展，助力遗产地经济社会发展，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对遗产地的保护和管理带来了挑战。

　　在学术研究领域，文化景观、遗产线路、遗产运河、工业遗产、二十世纪遗产、农业遗产等新类型遗产引发了中国遗产保护领域对相关概念界定、保护管理策略、实践的广泛讨论和研究。

　　2007年5月，“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东亚会议”最后通过的《北京文件》明确提出：“在修复中充分认识到遗产的特殊性，并保证在保护和修复过程中不改变遗产的历史、有形与无形等特征，这是至关重要的。”在遗产保护领域，过去，原则性的文件比如《威尼斯宪章》《奈良文件》已有很多。相对来说，2007年的《北京文件》涉及了更多具体问题、也更具操作性，更有利于在大发展、大保护的历史关头及时协调认识，统一步骤和做法。《北京文件》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和相关国际组织共同制定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文件，也反映出中国在世界遗产领域由初学者向参与者迈进。

　　2006年至今的10多年间，中国的世界遗产申报在系统的制度保障下，大胆尝试新类型遗产申报，关注活态遗产的保护管理，关注遗产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带动作用，希望尽可能体现中国多元文化特色。在遗产类型分布上，以文化景观、遗产线路、遗产运河为代表的特殊类型遗产显著增长。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和红河哈尼梯田相继作为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反映人类迁移、贸易交通体系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和大运河也申遗成功。

　　丝绸之路作为沟通了欧亚非三大洲和阿拉伯半岛、把古代世界最为重要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巨型遗产线路，构成了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人类最重要的文化、经济、政治交流通道。这一源于古代世界的文化交流系统，对于今天人类的文化、经济交流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中，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发展构想，这使得丝绸之路的概念已经远远超出遗产保护的范畴，而成为地区经济发展新的推动力量，成为地区文化对话、共同发展的重要平台。丝绸之路沿线的遗产保护已经成为地区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将有力促进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