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马超龙雀”之称谓，王科社说，“龙雀蟠蜿，天马半汉”的原文为“其西则有平乐都场，示远之观。龙雀蟠蜿，天马半汉。”原文所涉及的“龙雀”“天马”有具体环境，即东汉都城洛阳的平乐观。《东京赋》属张衡《二京赋》之一，三国吴人薛综专门作了《二京解》。南朝梁时，《二京赋》被编入《昭明文选》，唐人李善引薛综注曰“龙雀，飞廉也。天马，铜马也。蟠蜿、半汉，皆形容也”，李善还明确讲“《后汉书》曰：明帝至长安，迎取飞廉、铜马，置上西门平乐观也”。唐开元年间吕延济注也说“龙雀，飞廉也。天马，铜马。并置平乐观。观名都，为大场，作乐使远人观之”。由三国薛综及唐人李善、吕延济的注解可知，“龙雀”“天马”指两件由西汉中央官署铸造、分属不同宫殿建筑单元、历经西汉末年战乱劫余的精美铜铸艺术品，东汉明帝时从长安运抵东京洛阳城西平乐观陈列，让远方殊域来宾参观瞻仰，二者是并列关系，毫无“马超龙雀”或“天马”蹄踩“龙雀”的特征。因此，“马超龙雀”与“铜奔马”的艺术形象区别明显，并不相符。

　　“不可否认，‘铜奔马’这一命名也不免有缺陷。”王科社告诉记者，根据相关研究，“铜奔马”所展现出的步法为同侧二足一齐进退，两侧交替，这在驯马术上被称为“对侧步”，称“奔”不确切。但他同样表示，截至目前尚没有表达更为准确、科学、合理的且为大众接受的统一命名出现，因而仍称之为“铜奔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