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中原文化的再创造

　　张盟说：“从考古发现看，曲刃青铜短剑不是舶来品，多是在本地铸造，这从同一类文化遗存出土的石范中可以得到证明。”

　　但是，铸造青铜短剑的技术却不是原发的，因为在其出现之时，中原文明的青铜铸造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马承源先生编撰的《中国古代青铜器》中介绍，“商代早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据化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铜、锡合金，或有少量铅，一类是铜、铅合金或者铜、锡、铅合金，以铅居多。青铜的硬度随着锡含量的增高而增强……古代的工艺奴隶对于青铜中含锡的不同而改变其物理性能，是有其清楚的认识的。”

　　春秋晚期，齐国有一部工程技术书，名为《考工记》，就记载了自钟鼎以下六种不同含锡量的青铜器，称为“六剂”。

　　春秋时期的越国是铸剑名邦，越王剑中有一种镶脊剑，甚至采用了二次铸造的方法，将剑脊镶铸在剑体当中，以达到剑身兼有坚硬和柔韧的优点。

　　与之相对，出土于东北各地的曲刃青铜短剑则在合金的处理上，尚远达不到同期中原文化的水平，但是辽宁的先民在剑的造型方面充分发挥出了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就是剑身的弧曲和早期非常明显的剑突。

　　从目前出土的曲刃青铜短剑看，很多出土的此类短剑都有使用过的痕迹，有的剑刃部留下了精心打磨的印记。

　　至于青铜短剑到底属于我国北方哪个族群，引发争论的焦点后来集中到确定哪一处遗址出土的曲刃青铜短剑年代更早一些上，以便排列出源流关系。

　　当这一争论逐渐为陆续产生的新发现所扰动后，专家转换了一下思维，从使用青铜短剑族群的延续中来寻求答案。

　　战国中晚期，随着燕国“却胡”“灭貊”“筑长城”等系列措施，拓展并巩固了疆土，几乎将辽宁全境都纳入到了中原势力的版图，这为我们寻找青铜曲刃剑的流向留下了一些线索。

　　文献记载，战国时期与燕相邻，在东胡的东面还有一个民族——貊。貊族与燕人关系密切，似乎在习俗上与燕人很相近，因此，这一时期在大、小凌河流域与燕关系极为密切的三种遗存，多被考古学家视为与貊有关。它们之间的共性为：都以土坑墓为主，有木椁，都出土东北系铜剑，随葬品中都有燕式陶器，年代差距不大，以往研究者多将它们统称为“凌河文化”晚期遗存。

　　而一度被认为与曲刃青铜短剑关系密切的“东胡”则恰恰相反，目前在考古界初步断定为汉代及汉以后由东胡延续而来的乌桓、鲜卑等考古遗存中，找不到任何与曲刃青铜短剑及其相关遗物有渊源关系的迹象。

　　有学者认为，这类铜剑作为武器不具有实用性，是以一种象征性为主的器类，可能属于古代东北地区盛行的萨满教所使用的一种法器。然而观察青铜短剑，曲刃和剑突是在有限的剑身长度内，尽量加大锋刃的长度，从而增加了切削的效果，这也或许与貊人喜欢吃烧烤野味有关。

　　张盟说：“但这只是一种推测，需要得到考古实证才能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