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器物学”与西泠文脉

　　律，候气之管也；度，所以度长短也；量，所以量多少也；衡，所以秤物知轻重也。《汉书·律历志》认为“征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人，使羲和刘歆典领条奏”，检诸秦汉，出于音律，是统一度量衡的最始发的原点。依此推断，刘歆“典领条奏”以知钟律，他应当是朝廷首席音乐家；他又传有“刘歆铜斛”（即新莽嘉量），是制订度量衡的权威。这音乐家和度量衡形制专家合于一身，足见律度量衡其实是四位一体，只不过“律”后来分为音律乐舞，成专门之学；而度量衡则仍为制度之应用，进入社会法治和体制层面上，代代嬗递，每个朝代都有正订、遵循、调试的官方标准举措。由此，我不禁想到，就像汉唐各代在文字长期应用过程中必然错讹百出，故隔一段时期都有朝廷颁布“正订文字”的官方举措。汉代蔡邕有《熹平石经》、魏有《正始三体石经》，到了唐代颜真卿代表大家世族书写《干禄字书》。这些订正文字的实质，与从战国秦汉时代度量衡的标准化统一的努力，其实是出于同一社会需求的。如果这一认识被认可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在学习古文字学时建立起来的一套认知模式，当然也适用于对古代金石学中权量度衡的研究。

　　马衡先生有《历代度量衡之制》一文，开宗明义，状金石学中古器物之度量衡，最为扼要：“度量衡为测验一切物品之标准。欲知物之长短，不得不资于度。欲知物之多少，不得不资于量。欲知物之轻重，不得不资于权衡”。

　　度量衡之研究（包括诏版、戈戟、铜镜、钱币等用器），首先属于金石学归属的大概念。近现代学术走向现代后，它就有了一个更贴切的名称“古器物学”——凡是为当时社会生活而设的、通常是小型日常物件的青铜器；当然还不限于青铜器，农具陶罐瓦灶木櫈以及锅碗瓢盆篓筐犁耕，都可被纳入“古器物学”的范畴。当然，青铜器中的度衡权量，自然是最正宗的研究对象。记得先师沙孟海曾经在浙江大学历史系承担过“古器物学”的课程，我想其中必定会有度衡权量的内容——在“金石学”这个领域里，主持故宫博物院的马衡；和浙江省博物馆的沙孟海，作为前后两任西泠印社社长，在金石学和古器物学、度衡权量的研究方面，肯定是一脉相承、气息相通的。（陈振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