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 墨竹图

　　由文仝《墨竹图》的话题，伸延向作为画题的梅、兰、竹、菊“四君子”。

　　中国画中，作为文人画最典范的标志，梅、兰、竹、菊是非常固定的绘画题材。但它也并非起步即是如此，而是有一个变化、定型的过程。

　　“四君子”概念的形成

　　宋代画家最喜竹、梅。文与可（仝）画竹，扬无咎（补之）画梅，在当时都是画界最高的品牌。此外还有画松，宋画中也有大量存世珍品。但在当时，它们并未联手而是各行其是，各擅其专。到明代则由文人合三为一，归结为“岁寒三友”，喻其不畏风寒而皆有高节。而元代画家吴镇，则在三友外增补兰花一品，吴镇传世有松竹梅兰《四友图》。但当时应该还未有菊。再看相关的文献和文字著作，南宋范成大有《梅谱》，南宋王贵学有《兰谱》，而早在南北朝时戴凯之已有《竹谱》，范成大又辑《菊谱》。但传世之古《松谱》却未见也不为世知。

　　明代万历年间，新安黄凤池刻书，辑《梅竹兰菊四谱》为画谱，删松而补菊。其初意为爱菊有陶渊明这样的大名人，且宋代文人的菊花著述众多；如北宋刘蒙有第一部《菊谱》、又有史正志《史氏菊谱》、史铸《百菊集谱》，合起来竟有8种之多，足可引入画中。且“菊”以淡泊、傲霜而成花中隐士，正可示士大夫洁身自好的心愿。当然，这本来只是集雅斋主人黄凤池的个人意愿而已。而真正使梅傲、兰幽、竹坚、菊淡四者合一成为定局的，有两个节点：

　　一是黄氏《梅竹兰菊四谱》刊布时，好友陈继儒在画谱上题曰“四君”，即此四品皆有君子之节操。陈继儒可是个大名人，一言既出，顿时风传天下。于是，完成了从文学理念转向写意绘画概念的成功转型。“四君”之名不胫而走，成为一个品行高洁的、固定的、既不局限于文学也不局限于绘画的、与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密切相关的“文化概念”。

　　二是通过清代《芥子园画谱》在诸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之前，单列“兰、竹、梅、菊”四谱刊行于世。本来，四君之画，只是绘画题材中拥有文人士大夫节操的高端象征而已。但经过《芥子园画谱》的大普及，和借助于近代版刻印刷术的传播力，早早成为世之热点。更以画谱针对初学入门者起手式的广泛的大众巿场需求；若学画，老少男女皆曰必先从梅兰竹菊开始，于是在画界和在民众之间，梅兰竹菊又成了学画入门必需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