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说汉碑之初（下）

张迁碑拓片局部

　　汉碑的“撰”“书”“刻”非为一体

　　汉碑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从“碣”（刻石）到“碑”还有“阙”，石刻文化的历史形态到汉末，已大致定型。当然说是大致，是因为后世石刻类型中还有墓志铭与造像记的出现。但“碣”“碑”“阙”，乃至“摩崖”典型如陕西汉中褒斜栈道上有《开通褒斜道记》《石门颂》《鄐君表记》《杨淮表记》《西狭颂》等石门十三品，这些合起来，成就了石刻书法的大端。

　　汉碑书法大都出于民间职业书匠之手，他们的脱颖而出，首先是因为汉字社会应用的层面扩大到庶民，其次是东汉末年官僚豪强是主导力量，大兴立碑风气，谀墓颂德，因立碑需要而形成巨大市场，䰞文䰞书，几可致富，不仅糊口谋生而已。其中，既有蔡邕这样的一代宗师，亦有官府养着的书佐胥吏抄书手，更有下层百姓中识文断字的秀才塾师，当然还有凿石刻碑的匠作。而且，汉碑时代，已经出现专职作文和书者、刻者的分工。比如我们最熟悉的《张迁碑》中，竟有一个有趣的错误，碑文有“爰暨於君，盖其繵縺”。撰文四字铭记，体例如此。结果书工只擅书写技巧（包括刻工凿刻）却不通字义，竟把“暨”字书刻成二字“既且”。于是竟成“爰既且於君，盖其繵縺”，读不通亦不知何意了。如果是撰、书、刻一体，文义通畅，书文者和刻凿者定不会出此谬误。那么反推当时，一定是撰文者和书刻者分为两造：书者刻者为匠作，而撰文者为士大夫文人也。亦即是说：专攻书法技艺的书、刻之匠，文化程度一般都不高。

　　汉代这种情况，也不同于南北朝和唐。北魏造像记和墓志，是书法写好了但刻凿者文化水平低，故而老是有缺笔漏字的现象。而唐代碑版书者皆有名家手笔，如欧虞褚薛颜柳，皆是一代圣手，刻者有工匠，也有名手，相传颜真卿就自己尝试亲手刻过碑。那么从汉碑开始，我们就找到了三种类型，一是《张迁碑》类型，撰文以外，书者刻者皆文化甚低，遂有“暨”误拆为“既且”之例。二是北魏墓志铭造像记类型，是书者无误但刻凿工匠有误导致了漏刻缺笔。三是隋唐碑版，书者有名或不有名但文化修为较高，刻者也较少失误。

　　撰文水平牵涉文字文学，本来社会地位就甚高，这是汉、北魏、唐三者共同的。而书刻水平皆低如汉碑中的《张迁碑》；书优刻劣如北碑；书优刻优如唐碑，却呈现出三个不同的样式。以此来推断古代碑刻文化：关系到撰文、书丹、镌刻三个环节。撰文一般肯定是仕子文人，毋庸赘言；而书技与刻技之间的对比差异则很有名堂：沙孟海先师在他的著名论文《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及《漫谈碑帖刻手问题》中，有此一精辟观点：“从书刻效果的角度，将南北朝碑刻分为三大类：一是书刻俱佳者，二是书佳刻不佳者，三是书刻俱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