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是以楷书标准（唐楷标准）来衡量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北碑的情况，所以有“书劣”的问题。但在沙老的“书刻俱佳”“书刻俱劣”“书佳刻不佳”三者之后，为什么没有“刻佳书不佳”的第四种类型呢？我当时有点纳闷。

　　汉碑是隶书，很难从书写风格技巧上的差异出发而指谁的书法为“劣”，因为当时并没有一个标准的隶书文字形态作为参照，《礼器碑》《张迁碑》《曹全碑》《史晨碑》《西狭颂》《石门颂》，各取姿态，在书法的书写风格技法上均无法断定孰必为劣。那么《张迁碑》的书写出现错讹（包括刻凿的沿袭错讹），当然可以首先作为“书劣”即书者水平不高的证明：连字都写错，不识字形，证明于此道十分陌生；其实还未涉及刻凿者，书者已经先露怯了，这非“书劣”而何？而《张迁碑》镌刻水平浑厚朴茂，自成一格，故“刻”却不劣也——以此作为“书劣刻佳”的仅有范例，斗胆补充沙老的“三缺一”，可乎？

　　东汉中后期是“汉碑”的全盛期

　　此外，就“文”“书”“刻”三者之间的孰为轻重而论，依我们今天的经验知识推断：撰者是文人，书者本来应该也是文人，只有刻者是工匠，靠技艺吃饭。但反观秦汉，则书者其实也是工匠而非文人，“书”的社会地位应该与“刻”并行，而与“撰”未可比肩耳。

　　回到“汉碑”本身。“碑”这一形制的演进或曰“碑史”，大约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为草创期，从刻石即“碣”开始，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记》中有“立石”“刻石”“石刻”三种固定程谓，如“刻石记事”（《汉书·孝武帝纪》），其后古文献中多次提到“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纷争”，“刻石，纪绩也。立石三丈一尺”，“授以库兴兵，与刻石为约”……直到东汉光武帝时，仍无“碑”字出现而统称“刻石”。直到许慎《说文解字》才开始出现了“碑”字：“碑，竖石也”。再后则《西岳华山庙碑》亦明指“所立碑石，刻记时事”，这是关于“碑”作为概念术语的梳理。

　　而从实物来看，西汉都称“刻石”，并无碑额碑穿碑趺碑阴等名堂。《五凤二年刻石》《莱子侯刻石》等皆为横式，而非“竖石”。而作为过渡到“碑”的第一个关键物证，则是西汉末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的《麃孝禹碑》。但沙孟老编《中国书法史图录》，仍称《麃孝禹刻石》而慎称“碑”。之所以会出现又称碑又称刻石的骑墙现象，正是因为它已经渐有“碑”的形制了。比如碑顶为小圜首，长方整饬，通体修挺，有碑额但极小，还有竖线界格，这些要素，已经相当接近于“碑”了。

　　东汉中后期尤其是恒帝灵帝献帝时期，是“汉碑”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长形片立，有“额”有“穿”，有“龟趺”有“碑阴”，于是真正的“碑”才成为一个千古不变的典范，而为后世唐宋元明清引为惯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