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带红沁“鱼符”　　

　　符牌之初，可以追溯到夏商之际，当时还未有冶金术，以玉制的“牙璋”，在社会上起着后来“符节”的作用。但其时，也已经有以竹为体的竹符。金、玉、铜、竹、木；皆可为符，王上发布传达命令调兵遣将，王与将帅各执一半，合以验真伪。最早似乎应该是“玉符”，精圭和牙璋即是“符”的最早形态。其后则分为“铜符”与“竹符”。许慎《说文解字》释“符”字：“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汉人“符以代古之圭璋”。以竹代玉，故“符”字从“竹”。而从玉符到铜符一段历史，其实本来实物留存甚多，马衡也明确归“符”为历代铜器一类，但这一“金”而非竹的质地特征，却未在“符”的字形学上呈现出来。

　　汉文帝二年，为汉立朝后首开造铜虎符竹使符。见《史记》卷一〇《孝文本记》：“九月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请注意它的不同称谓：铜的是“虎符”，虎主兵，故遇重大国政要调动军队则用之。而竹的是“使符”，使多政事，是官府差遣公事勾当，专用“使符”。上刻者为官员的姓名籍贯、任职衙门，官位品级；卸任后纳还，作废终止。也有不记姓名的“使符”，可以传递移承，在下一任上连续使用。

　　如果说“使符”兼有明身份、立事功的“用”途，那么隋唐后，开始出现“鱼符”，只标身份，不重功用。不同官职，“鱼符”的等级自然不同。古籍和唐代大碑上每有“佩鱼”云云，兹举两例为证。《新唐书·车服志》：

　　——开元初……五品以上检校、试、判官皆佩鱼。

　　——中宗初，罢龟袋，复给以鱼。郡王嗣王亦佩金鱼袋，景龙中，令特进佩鱼，散官佩鱼自此始也。

　　更有《续资治通鉴·宋仁宗皇祐三年》记：“中书堂后宫自今毋得佩鱼，若士人选授至提点五房者，许之。”这就是说，佩鱼袋是一种等级资格，也有禁例，在重文轻武的北宋时代，只有“士人选授”才有这样的待遇；非科班出身，非士子，非选授则不准为之。

　　至于其中等级，则三品以上佩金鱼袋，五品以上佩银鱼袋。“附身鱼符者，明贵贱，应召命”。

　　由虎符而变为鱼符，始于唐高祖时。《旧唐书·高祖纪·武德元年》：“九月癸丑，改银菟符为铜鱼符”。又《舆服志》有更早的记载：“初，高祖入长安，罢隋竹使符，班银菟符”，这样，从“虎符”到“银菟符”、“竹使符”再到“铜鱼符”，经过我们梳理，可以说是经历了第一轮明显的符牌文化的历史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