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府钱牌

　　大面积的百官群体朝堂班列上佩鱼起始于唐高宗永徽二年之后，“鱼符”的传世数量应该远超于“虎符”。而在唐代末期，佩鱼、金银鱼袋的做法，开始转换成“牌”的形制。《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符劵》条有记载：“唐有银牌，发驿遣使，则门下省给之，其制阔一寸半，长五寸。面刻隶字，曰敕走马银牌，凡五字。首为窍，贯以韦带，其后罢之”。定官品身份则为鱼符，而差遣公干则以银牌，虽当时“后罢之”；但到了宋明，则“牌”反成常态获大用于时，而“鱼符”则销声匿迹了。

　　明代以后，官宦大僚仍然出入佩鱼，铜鱼符、铜牌既沉重，木竹之符牌又简易粗疏，于是开始盛行“牙牌”。洪武十一年开始由朝廷定制“牙牌”，上刻持牌人姓名、官职、籍贯，资历；并且从官僚扩展为士绅。“牙牌”上的文字，除姓名官职之外，还有发牌年代、编号、甚至相貌。各级官员佩此，几如现时之身份证。我们可以把从唐佩鱼到发遣使银牌再到宋代符牌文化如临安府钱牌再到明洪武时期的“牙牌”现象，看作是第二轮符牌文化的历史转换。

　　“符牌”与“现代金石学”

　　符牌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在于它是一种身份等级、使命差遣、职司名项的标识。它的主要作用是证真防伪。过去清代金石学家，本来是从玩古董的立场出发看符牌，所以在各自著作中会涉及一二。直到罗振玉的《历代符牌图录》出，收录近百历史文物资料，才算是真正把它划出来，既构成了一个金石学历史学的科目；又使历来流传有绪的古符牌传令者，成为文物收藏界的一个“新贵”、成为考史证伪的重要可靠的依据。马衡更是在《中国金石学概要》中单列“符玺”一目，把符牌与玺印合称，如果究其深意，实在是因为这二者都是取信的出发点：符牌是存职司之信，玺印是表个人之信。故两者洵为近亲耳。

　　马衡先生是现代金石学的学科奠基者，因为他有著作传世。罗振玉虽不能称是“现代金石学”，但在传统金石学格局中，他是卓然大家，无人可以比肩。当然，以传统方法去研究金石学，证伪订史，考碣求石，议论周秦两汉金石彝器碑志，本来是罗振玉的拿手好戏，驾轻就熟，得来全不费功夫。但忽然冒出这样一册《历代符牌图录》，在传统金石学中肯定既不是主流也不受关注。但有心蒐集，竟辟新域；则在罗氏“传统金石学”格局中，却屡见“现代”之意矣。有如马衡创“现代金石学”却不去多涉人人关心的重鼎大器丰碑巨额，反而对[金]之度、量、衡；[石]之“石经”序列，全力投入研究，成果斐然，其间反映出的，正是现代学术的最根本的素质：（一）是尽量发前人之所未发，（二）是强烈鲜明的“问题”意识。

　　指明罗氏《历代符牌图录》的实例，和马氏《中国金石学概要》中的“符玺”一节的学科定位，可誉为我们今天研究“符牌”文化的指路明灯，这样的高定位，自是毋庸置疑的。（陈振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