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远帖

　　前不久的2019年4月7日，刚刚在浙江绍兴出席中国书协主办的《源流·时代——以王羲之为中心的历代法书与当前书法创作》的开幕式，观摩并发表了对王羲之一门书法尺牍、魏晋书风与刻帖之间关系的观点，还接受了视频采访。4月24日，又在南京出席《明代名贤尺牍集》的新书发布会和学术座谈会。短短两周之间，两个重要学术活动，都与尺牍书信有关，实在是有缘匪浅。于是想到应该来梳理一下这个“尺牍”即书信文化的来龙去脉。

　　“书”“信”之别

　　今天我们所提的“书信”，按宋代欧阳修的说法，是指“其事卒皆吊哀候病，叙暌离，驰通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的手札文书。古典文学中的掌故如“鱼雁传书”“雁书两三行”；再到成语中的“书”，即指今天的信札。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汉晋时代，古人文字中的“信”，却是指“使节”即“信使”。古诗“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这“使”即可称“信”也。寄花如寄书札，即代指寄信，送信者即“使”也。但在此中，鱼雁传书之“书”，却是指“信札”即物；而“信”之本字却是指传递信札的使节即人和其行为。它与我们现代汉语的“信”指物而“书”指写信之人的行为，在用法上好像正好相反。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有云：“（马）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请和，公不许”。这里的“信”，是指信使的行为而不是求和信函本身。直到唐代中期，“信”才指函札书信而不再指信使的人即使者了。而“书”指信札，只要看一下古文名篇中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例子甚多，书即“信”也。《报任少卿书》其实是“回复任安少卿的信”之意。又比如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称“书”称“记”不称“信”，这些都是极好的例子。

　　书札尺牍之格式

　　书札尺牍有自己约定俗成的格式。如授受之间，必须有称呼，因人而异。如对上的师长、父母、上司，必须要用敬语。对平辈的同事朋友兄弟、对下的学生子侄等等，都有不同的习惯用语以及抬头、空格的程式要求。

　　一封尺牍书信，最前端的上款写收信（呈书）人，最尾末处的下款署己名，中间为叙事述文。这是目前我们最习惯的做法。但这是明代以降的通常做法。在汉魏直到唐宋之际，书信的格式是在前端先写自己姓名，在最后处才书受信人的上款名讳。或在开始时先署己名以明所出，再书对方名讳。总之，是拆信第一时间先须明白是谁的来信。比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的做法，是先起首“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是自己的名字在前，让拆信者一展卷还未言事即先知是谁的来书。而在文尾则有“书不能悉意，略陈固陋，谨再拜”的自谦式敬语。三国曹丕为大文学家，有《与朝歌令吴质书》，开头即为“五月十八日，丕白”，信尾又“行矣自爱，丕白”。不仅仅是曹丕，还有曹植《与杨德祖书》，书前起首“植白，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至书尾又有“明早相迎，书不尽怀，植白”。又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起始“康白”，书尾“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嵇康白”。这些例子，都证明在魏晋时期，起首署已名，收尾再署己名，乃是通用格式。其后在传世的二王法帖中，如《初月帖》起首“初月十二日山阴羲之报”，收尾再署“羲之报”；《丧乱帖》起首“羲之顿首”、王珣《伯远帖》起首“珣顿首顿首”等等，也都是同一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