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致长官董侯尺牍》

　　唐末宋初开始，尺牍的格式随着文人社会文化的逐渐兴起，也有了明显的改变。其特征是更注重谦和斯文的教养，更为强调虔敬。尺牍书札原是为了传达语义的实用需要，属于日常书写；而在宋代，却同时兼有了显示文人士大夫品味格调才情，兼有书法之美和文辞之美的文化载体，可以在当世和后世成为他人月旦评骘的审美对象。于是在文辞尤其是尊客抑主、扬他谦己的格式方面，有了更多的改变。

　　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存世留下大量尺牍书法。许多尺牍，都是以己名抬头先出，而以己名谦语收束。此外，受信人的名讳，一般都在全信写完甚至署自己名款之后，即全信已全部完成后，再以換行顶格，独立书受信人姓名官职。它似乎是今天我们把书札文字写完后，再取信封书写对方名字的习惯一样。只不过不是另纸信封，而是在收尾后为示尊重而单列一行。

　　以苏东坡尺牍为例：

　　《致梦得秘校尺牍》起始“轼将渡海”……尾具“轼启”，[另行顶格]“梦得秘校阁下。六月十三日”。

　　《长官董侯帖》起始“轼启”，尾署“轼再拜”，[另行顶格]“长官董侯阁下，六月廿八日”。

　　《致季常尺牍》无起首，尾署“轼白”，[另行顶格]“季常，廿三日”。

　　《久留帖》起始“轼再启”，尾署“轼再拜”。

　　《子厚帖》起始“轼启”，尾署“轼顿首再拜”。[另行顶格]“子厚宫使正议兄执事，十二月廿七日”。

　　《阳羡帖》起始“轼”，尾署“轼再拜”。

　　再看几则宋人之例。

　　欧阳修《致端明学士书》，尾署“修再拜，三月初二日”，[另行顶格]“端明侍读留台执事”。

　　蔡襄《暑热帖》起始“襄启”，尾署“襄上”，[另行顶格]“公谨左右”。

　　黄庭坚《尺牍》起始“庭坚顿首”，尾署“庭坚顿首”。[另行顶格]“明叔少府同年家”。

　　米芾《清和帖》起始“芾启”，尾署“芾顿首”，[另行顶格]“窦先生侍右”。

　　尽管也有许多随手写出的文书并没有特定的投寄对象，所以没有另行顶格的对方名款职衔称呼（应该在封皮上），但大多数有特定收信人的尺牍，对方名款都在信札的最后。这样的格式一直延续到元末明初。我们可以将这种头、尾双署名款而特列“另行顶格”书对方名款的格式，看作是第二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