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迦牟尼与弟子》壁画，米兰3号佛寺遗址，公元3—4世纪。作者供图

莫高窟第254窟内景，公元5世纪晚期。作者供图

　　新图像与新修行

　　焉耆的舒尔楚克遗址出土的彩绘泥塑佛像展示了公元7世纪晚期至9世纪丝路中心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的改进的佛像风格。佛陀低垂的左手握披肩边缘，现在佚失的右手施无畏印，佛陀坐在以联珠纹装饰边框的正方形台座上，佛座内装饰圆圈有翼神兽图案。以早期联珠纹为基础的圆圈和有翼神兽都延续了早期发展于波斯、传播至巴克特里亚和粟特的图像。

　　舒尔楚克出土的佛像风格源于同时期更大的克什米尔地区产生的佛教艺术。大克什米尔地区是从公元7世纪早期到公元11世纪早期南亚最重要的四个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也是丝绸之路上佛教图像和思想传播的重要节点。

　　7世纪晚期至8世纪早期的金铜佛像与以上探讨的黏土佛像体型一致，有着同样的面部特征，如正方形前额、尖下巴和倾斜的眼睛。佛陀的胁侍有两个菩萨立像和四个跪姿形象，以及狮子、鹿坐在点缀着花型圆圈的垫子上，这与舒尔楚克出土佛像的台座图案一致。圆盘是联珠纹中国化形式，证明织物图案随着新的佛教图像风格和新形式的佛教修行沿着丝路传播。

　　第61窟是敦煌最大的石窟之一，主室中央的台座上、华盖下的站立胁侍壁画背景前原来应安置一个现已遗失的泥塑像。据历史记载这尊泥塑像是文殊菩萨像，是佛教智慧的象征。像观音菩萨一样，文殊菩萨是敦煌地区从公元9至11世纪最重要和被崇拜的天上菩萨。此外，莫高窟第61窟的文殊菩萨像是公元10世纪前后敦煌和相关佛教中心出现的新样文殊的一个例子。敦煌出土了这种新样文殊图像的木版印刷佛画，可能当时有通过这种便携和便宜的形式传播。

　　画面上端是菩萨图像，下端是发愿文。文殊菩萨身上密集的风格化的衣纹与柏孜克里克石窟第20窟立佛的衣纹相似，背景中的花朵延续在最初在克孜尔及其他库车石窟中的中亚传统。佛画下端的长篇发愿文赞美文殊菩萨的美德和他能够实现愿望的能力。文中提到佛画图像是五台山文殊菩萨的显现。对五台山文殊菩萨的信仰可以追溯到唐代。有文献记载，来自克什米尔的僧侣佛陀波利公元675年前后来中国时特意前去朝拜五台山的文殊菩萨。第二次朝拜五台山的时候，他被一个神秘的老人送回克什米尔去寻求某种佛经，随后他意识到那个老人其实是文殊菩萨。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富有影响力的高僧不空（公元705—770年）促进了五台山成为整个亚洲僧侣朝圣的佛教中心，莫高窟第61窟背面墙壁上的五台山图展示了五台山的这种中心地位。不空是众多外来僧侣之一，这些来自印度、阿富汗和朝鲜半岛的僧侣在中国工作，经常服务于朝廷，在国家赞助的翻译机构尽职。（丹尼斯·帕特里·莱迪，耶鲁大学艺术馆亚洲艺术部主任、策展人，曾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策展人）